2012年9月8日星期六

中国独立工会的万里长征


中国独立工会的万里长征
作者 马丁
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法国《新观察家》杂志2011年7月28日(总第2438期)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国工会人士的万里长征》(La longue marche des syndicalistes chinois);作者是该杂志驻北京记者高蒂埃(Ursula Gauthier)。文章在引言中指出:中国工人再也不愿意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牺牲品;他们在一些异议人士的帮助下组织起来,试图在党和官方制度的边缘展开活动;他们想从事非政治化的工人运动,但能够坚持多久呢?
文章从20年前到南方城市深圳打工的一群山东莱阳工人说起。当年,这群山东农民工与许许多多来自中国各地的工人一道,到深圳参加建设,用镐头缔造了这座新的经济都市。他们当中一个名叫徐志辉的采石工人回忆说:“工资不算差,我们整天在通风很差的井道里作业,头上戴的安全帽只有碎了才能换新的。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吸入肺部的尘埃是有毒的。”
这些农民工后来都回到了莱阳老家。20年后,徐志辉和工友们才意识到,常年的井下作业已经摧毁他们的身体。在莱阳市四周的郊区农村,这些从深圳回来的工人正在一个个死去;当地人以为他们得了什么怪病,后来才知道他们得的是尘肺病。据徐志辉说,过去跟他一起去深圳打工的老乡中,有15人已经死了;现在轮到他也开始咳嗽,动不动就发烧、气喘,体质越来越虚弱。
2009年5月,徐志辉靠他病残的身体还剩下的一点力气,与180名昔日的工友乘车回到深圳,要求医疗和赔偿。尽管他们因职业罹病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们为争取医疗和索赔的抗争却困难重重。首先,深圳地方政府说他们没有任何招工合同文书证明他们曾在深圳打工,也没有一家医院愿意替他们检查身体。直到“莱阳180好汉”在深圳市政府门前举行绝食抗议,才争得到医院做透视检查的权利。检查结果毫无疑问:他们的肺早已变成了可怕的矽肺。但因为他们过去没有签工作合同,于是雇主“合法地”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原雇主不管,深圳市政府也不想过问,期待官方工会伸出援手更是不可能,这些受害的莱阳工人怎么办呢?
文章指出,中国老百姓人人都知道,中国的官方工会是党的机器,它只维护党的利益,站在那些被认为成功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厂主和新资本家的一边,怎么可能替工人伸张正义!深圳市出于担心一群农民工“闹事”给深圳形象带来影响,想以每人发给3万元补助了事,把他们打发回家。这么一点可怜的补助金,还不够工人借钱治病欠下的债款,怎么能够解决他们的困境?
文章回顾说,徐志辉和工友们陷入了绝望与愤怒,他们没有办法,为了维护劳工的社会权益,他们最后决定与中国独立工人运动领袖韩东方联系,向设在香港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求助。
文章指出,韩东方几乎可以说是一位“没有工会的工人运动家”。但这位曾经参加“六四”天安门运动、被中国当局禁止入境的中国工运人士经过努力,成功地捍卫过许多受害工人的利益。他在“自由亚洲电台”主持的工人维权节目很有影响力,透过电台每周三次与中国维权人士及见证人对话,在中国内地也有很多听众。韩东方听了工人们的遭遇后,根据中国现存法律分析他们的处境,告诉他们应该透过什么样的司法程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还亲自替工人找律师和出钱打官司。在2007年和2008年得到韩东方和“中国劳工通讯”支持的600例官司中,95%都胜诉了。
徐志辉和莱阳的工友们与韩东方取得联系后,韩东方建议他们改变策略,与其无望地同建筑公司纠缠,不如直接状告深圳市劳动局,正是这些地方官员听任企业老板肆无忌惮地违反劳工法。于是,在韩东方的帮助下,莱阳的工人们开始与深圳官员交涉。工人们对这些官员说:“给我们解决问题,不然的话,我们就控告你们。”据“中国劳工通讯”国际总监罗斌(Robin Munro)描述,莱阳工人的“案子就像一枚炸弹,市府官员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赶紧找出工人们所缺的就业证据,并且主动提议向工人们提供赔偿。
《新观察家》杂志文章评论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独立工会的国家,能取得这样的胜利,实在是不容易。自从2009年“莱阳180好汉”打赢维权战之后,中国工人维权走“集体谈判”道路几乎成了必经之途,而官方似乎也无法阻挠。后来,2010年广东本田工厂工人罢工,更显示了团结起来的年轻一代工人与厂方及当局抗争已经不害怕了。韩东方甚至认为,中国工人“开始谱写新的历史篇章了”。
尽管如此,目前中国工人的处境还是令人担忧,工作安全条件差、老板雇人不出工作合同、工人享受不到医保社保,这些情况依然存在。这也说明,为何近年中国工人维权案件增多;仅2009年,深圳市的工人维权案就增加了一倍。
不过文章指出,正因为工人维权意识提高,中国已经进入了劳工谈判的时代。就连形同虚设的官方工会也开始意识到,它也有必要关心社会“底层”了。设在香港的非政府组织,尤其韩东方领导的“中国劳工通讯”,为中国内地工人运动提供了榜样和动力。一名在中国的欧洲外交官指出:“在某种意义上,独立工会成了中国民主的大课堂。”这个现象显然令中国政府很害怕,因为他们知道,在欧洲的波兰,在亚洲的韩国,以及最近在阿拉伯国家,独立工会都扮演了推动国家民主化的重要角色。
中国的工人运动将会怎么样呢?会有独立的工会吗?韩东方似乎有新的看法。他说:“我们全力推动体制更加法制化。我们尽最大力量支持被关押和囚禁的维权人士和维权律师。但我们选择在体制内运作,而不是对抗体制。这是现阶段唯一能为工人利益争取到突破的办法。” 他的同事、“中国劳工通讯”国际总监罗斌甚至乐观地认为,中国政府也许会对独立工会有新的想法,只要独立工会不同政权对抗。
《新观察家》文章最后指出,中国的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体制腐败和官员渎职,所引起的大量社会问题势必官逼民反,从而呼唤能推动体制改革的真正的独立工会。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从事非政治化的工人运动能不能行得通,如果行得通,又能走多远,能坚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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