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至1935年间，国民生产总值从396亿美元上升到568亿美元；国民收入也迅速上升；失业人数已经减少，农产品价格已经上涨，工业生产日益上升，银行的储户已不再担心存款的安全了……这些伟大的成果足以表明，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其卓越的才能把不同观点的男男女女团结在一起，赢得了他们的忠诚。美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正朝着“新政”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成立一个政府。在旧的智囊团解散之后，一些聪明能干的青年律师和大学教师就在执行各项新政立法的政府机构里任职。经济不景气使他们无法进入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和名牌大学之门。现在时机业已成熟，他们于是涌向华盛顿市。这些人持有不同的观点，有的是亚当·史密学派的保守分子，有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宣传者。他们起草了绝大部分的新政法案，并在各个部门中贯彻执行。他们当中没有什么人同总统有私人接触，不过当时在农业调整管理局工作的青年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恩·加尔布雷思回忆说：“他像巨人一样坐在办公桌后，洋洋得意地叼着香烟，谈论着你的工作多么重要和他对你的成果多么赞赏。”
这些新政执行者看不起那些由于不能应付大萧条而声名狼藉的银行家和大企业家，他们改变了企业和政府间的通常关系。权力已经从华尔街那些四壁镶板的董事会会议室转移到突然在整个华盛顿到处出现的家具陈旧的办公室。这些律师、经济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同前一代的进步分子走的不是一条路。
他们冷酷无情，骄傲自大，玩世不恭。他们都认为，改革意味着实行全面的社会经济变革——就是重新分配全国的财富。他们采纳了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不择手段地超道德规范。他们都认为这是总统的做法。哈里·霍普金斯同一些助手谈话时最恰当地概述了这种规范：“我想向你们保证，我们不怕在法律范畴内探讨任何问题。不论你想做什么事，我们的律师都能宣布它是合法的。”
全国复兴总署署长约翰逊甚至在被任命之前就开始起草管理工资、工时、物价和公平竞争的法规了。本来他的主要着眼点是钢铁、汽车、纺织、采煤和建筑这些大工业，希望对全国复兴总署能有很大帮助。但是，他低估了这些法规受人欢迎的程度。几乎每种工业都要求有它自己的法规。在全国复兴总署成立后的头几个月里，约翰逊收到了制订260多项不同法规的请求。他们为棉纺工业制订了第一项法规，已准备于6月27日由总统签署。这项法规稳定了生产，确定了价格，规定了统一工资和工时，不准纺织厂雇用童工，从而结束了长期残酷竞争和剥削工人的历史。罗斯福在谈到对童工的限制时说，“在我到华盛顿以后所处理的事情中这件事最使我感到高兴了。”
新政的执行者们曾嘲笑赫伯特·胡佛依赖规劝的做法，但是约翰逊却发动了一场大力支持全国复兴总署的宣传运动，这场运动使以前的任何这类运动相形见绌。几乎每个社区都举办汽车列队游行、群众集会等活动。纽约市的活动规模最大，那里有25万多人打着全国复兴总署的标志蓝鹰旗在第五大街游行，还有150万人观看喝彩。报纸的报头、商店橱窗的广告和电影明星的后背，到处都出现了蓝鹰。甚至胡佛也同意了它的原则，但是他还没有断定它有法西斯的味道。在舆论的影响下，一直抵制全国复兴总署法规的大工业也跟着行动起来了。一天，约翰逊跑进白宫，将三项法规交给总统签署，然后就奔跑出去赶飞机，罗斯福冷冰冰地说：“从此以后就没有见到他了。”
9月间约翰宣布，已有将近300万工人重新就业。平均工资已从每小时42美分上升到52美分。批准的法规约计有550项，其中包括为瓶盖厂、奶罩厂和其他工厂制定的法规。
尽管如此，蓝鹰高飞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正如埃利斯·W·霍利在《新政与垄断问题》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全国复兴总署反映了美国在20世纪面临的困境。他们有必要采取手段来满足对建立工业秩序的要求，而同时又保持美国的民主传统。全国复兴总署试图使商业、工业、劳工和消费者结成一种不稳定的联盟，从而使人人受益。约翰逊的宣传运动掩盖了使他们分裂的严重分歧。在这种欣喜的心情逐渐消失后，他们之间展开了斗争。
工会指责说，它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它还声称，全国复兴总署偏袒资方。尽管如此，在美国联合煤矿工人工会主席约翰·L·刘易斯的带领下，他们成立了工业组织委员会，并宣称“罗斯福总统希望你们加入工会！”他们开始把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老牌同业工会所忽视的批量生产工业内的不熟练工人组织起来。企业界予以反击，对组织者使用强硬策略，恫吓工人，开始成立公司联合会。劳资斗争的战线拉开了，美国的工业中心发生了一阵阵的暴力行动。
全国复兴总署在约翰逊的飘忽不定的领导下有崩溃危险的消息不断地传到罗斯福的耳鼓里，助手们也建议他撤掉这个将军，“但是他的心肠太软，不能把他撤职”，不太同情的目击者伊克斯说。“约翰逊坚决不走……并为继续呆下去而和总统仔细研究了各种戏剧性的行动。”约翰逊终于在 1934年9月递交了一份辞呈，像一台狂怒的风车似的飞出政府，在报业辛迪加的一个专栏上发表文章，痛骂他以前的同事。全国复兴总署又勉强维持了九个月，一直到最高法院一致判定它违反宪法为止。
按照大部分衡量标准，全国复兴总署已宣告失败，而且在未留下体制痕迹的情况下消失了。它缺乏一贯性，代表政府批准了许多互相脱节和互不协调的垄断性协议，同时又在口头上表示决心遵守竞争的道德标准。即令是控制500多种行业，约翰逊都没有时间，也没有专长。若是没有伊克斯的大力合作，就拿不出发展经济的有效办法。他们若是调换一下职务，全国复兴总署就会做出很大的成绩。如果伊克斯慎重地制订各项法规，如果约翰逊把钱慷慨地花在公共工程上，那么就有可能促进美国经济复苏。
1933年7月下旬的一天，得克萨斯州棉花农场主威廉·E·莫里斯同该州众议员理查德·克莱伯格一道应邀去白宫觐见罗斯福总统。通过克莱伯格的行政助理林登·E·约翰逊想出的一些办法，农场主莫里斯依照政府关于减少剩余农产品计划头一个毁掉他一部分棉花作物。总统向莫里斯递交了一张517美元的支票，作为他毁掉47英亩农作物的“调整报偿”，当时周围挤满了摄影记者。
这个仪式标志着一项旨在挽救美国农业的激进策略的肇始。根据农业调整法的条款，农场主减少耕种面积可获得补偿。如果农场主有剩余的农产品，政府则可提供津贴以保证农场主的最低价格，而这种津贴可通过向面粉厂主和罐头厂主征税来筹集。由于已错失良机，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和农业调整管理局局长乔治·皮克派人去说明棉花农场主将约计1000万英亩的棉花毁掉1/4，并且把大约600万头母猪和猪仔全部买下来，藉以防止市场出现供应过剩。
在人民挨饿的时候屠宰幼猪和销毁农作物的做法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对。报纸上刊登了中西部的牲畜围场挤满了尖叫的幼猪的照片，结果使华莱士和皮克受到一连串的攻击，农业调整管理局也遭到公众的仇视，从此以后它的声名狼藉。人们谴责新政农业政策试图在富裕之时以消灭富裕来消灭贫困。
华莱士披头散发，露出一副害羞和踌躇的表情，看上去活像衣阿华的自耕农。舍伍德·安德森在估量他时说：“他没有臭架子了。”在执行新政的华盛顿的高度政治化的氛围中，华莱士是一位令人费解的人物；他既像农场主，又像科学家，又像社会哲学家，这一切都被一种含糊的朦胧的神秘主义掩盖了。华莱士进行的实验培育出一种高产杂交玉米，这突出地表明了他的实用的一面。他认为，通过政府计划和对农作物的控制，能够建立一个“永久的粮仓”，从而打破美国农业中出现的时而丰收时而歉收的周期。
与此同时，罗斯福用操纵黄金价格的办法来抬高农产品价格——康奈尔大学教授乔治·沃伦早就敦促罗斯福采取这项合理化建议。沃伦声称，如果政府大量收购新开采的黄金并且经常小幅度提价，美元就会贬值，小麦、棉花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正统经济学家们无视沃伦的理论，但是它给予罗斯福一个行动的机会。他在给威尔·伍丁写信时说：“我们都熟悉美国的形势。我希望，我们的银行界和经济界的朋友会从债务人阶级（也就是90%的美国人）的观点认识到形势的严峻，而少从构成债权人阶级的百分之十的美国人的观点来考虑问题。”
收购黄金的计划震动了整个金融界。商会谴责这个“货币试验”。艾尔·史密斯也随声附和。他说：“我主张积累经验，而不赞成进行试验。”他认为这是“骗人的美元”。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的蜜月已经结束，罗斯福在写给一位老友的信中总结了他对银行家们的不满：“我们俩都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从安德鲁·杰克逊时期以来，居于较大中心的金融界分子一直把持着政府，我这样说并不打算把伍德罗·威尔逊政府完全排斥在外。杰克逊同美国银行的斗争正在重演，只是规模比从前大得多罢了。”在财政部长手下任职的迪安·G·艾奇逊对总统说。根据法律和哲学上的理由，他反对这项计划，总统要他辞职。伍丁也宣告辞职，主要原因是身体欠佳，尽管他也不赞成收购黄金的计划。
结果，沃伦的计划以失败告终。之后他们又进行了其他试验，其中包括使美元贬值和抬高银价。后来复苏的速度再次加快，但这是各种新政计划向经济领域注入资金和周期性自然复苏的结果，而不是操纵黄金价格的结果。
不管是何种原因，罗斯福感到欢欣鼓舞。他宣称：“我们的困难明天还不能全部克服，不过我们在前进。”
在随后的两年里，“黑色风暴”更严重了。落后的耕种方式破坏了覆盖在大草原的保护性草皮 （从加拿大边界延伸到得克萨斯锅柄地区）。堪萨斯 和南、北达科他州栽种小麦的高地久旱无雨，太阳把表土层烤成黄褐色的硬渣，随后又被干热风刮走，土被刮走之后，人也跟着走了。约翰·斯坦贝克在他写的《愤怒的葡萄》一书中描绘了流动农业工人向西部迁徙、寻求新生活的情景。他们用破旧不堪的汽车装载着家眷和家具，沿着第66号公路向加利福尼亚驶去。那些有幸找到工作的人受到了新的奴役，在果园和莴苣农场当农业季节工人。剩下的人就像风滚草一样被地方当局驱使着不断迁移。
罗斯福坚决主张建设一个农业社会，他认为，成立安置管理局是扭转人口流入城市的趋势又是恢复杰斐逊自给自足的家庭农场的理想的一个尝试。
有前途的农业家庭得到了贷款，便可购买小农场并为小农场添置设备，或者用以偿还现有的债务和提高他们的地位。专家们教导他们如何从耕地中取得可观的收成，如何使用新设备和充分利用资金。许多贫困的农民，索性离开得不偿失的薄地，在土质较好的地方重新定居，大约有1000万英亩贫瘠的土地收归国有，以便改成森林或牧场。
然而，特格韦尔却从比较复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他认为，不足维持生活的耕作，而是商业耕作能扭转美国农业中存在的人员和农场减少的现象。农场主要富起来，就得把实现工业革命化的技术革新应用于耕种土地。
这需要大面积的耕地、机器和集中管理——这和总统所设想的小规模耕作是互相矛盾的。特格韦尔进行了合作村试验。在合作村，农场主联合起来购买共同使用的设备，成立食品及日用品商店，在专家的指导下出售他们的农产品。保守分子指责说，在雷克斯的控制下，美国农场主正像俄国农民一样实现集体化。特格韦尔的最大贡献也许是他在华盛顿、辛辛那提和密尔沃基附近修建的三个“绿化地带”城镇——离上班的地方近，但是不受城市污染的花园郊区。“我的想法是，就在人口中心外面建设，购买廉价土地，修建一个居住区，引诱人们迁入居住区”，他说。“然后再回到城市，拆掉所有贫民窟，把它们建成公园”。
1937年，国会通过了班克黑德—琼斯农场佃户法，以便帮助佃户和农场工人成为土地拥有者，并且取消了特格韦尔领导的机构。安置管理局被农场保险署所取代。农场保险署提供购买家庭农场用的低息长期押款，为复兴项目提供少量贷款，并为农业季节工人修建清洁的、管理妥善的劳工营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农场保险署对白人和黑人一视同仁。但保守分子使这个机构一直资金不足，它在解决农村贫困方面只取得了较小的进展。
一天，联邦紧急救济署的一名助手拿着一份安排失业者就业的计划走到哈里·霍普金斯跟前说：“从长远利益来看，这项计划肯定会成功。人民不是从长远利益来看的，每天都得吃饭……”，非常恼怒的霍普金斯厉声说：
“他们每天都得吃饭。”这句脱口而出的话总结了霍普金斯的基本哲学；在紧急情况下，采取行动，不要苦闷地思索。由于失业人数已多达1500万，这种果断的做法很受罗斯福赏识。霍普金斯已经拿到五亿美元，可直接拨给各州和地方机构，用以帮助失业者和贫民。他甚至没等有了办公室就开始办公了。他在复兴金融公司办公大楼的走廊上摆了一张办公桌，四周堆着包装箱，经常是雪茄烟雾弥漫，空气混浊。就在那里，他像美第奇王子①一样任意发放资金。
① 15—16 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富裕家族。
罗斯福相信最终会实现预算平衡，并对此表示乐观。他认为，在全国复兴总署、农业调整管理局和哈罗德·伊克斯的公共工程局（拥有33亿美元资金）开始复苏之前，联邦紧急救济署是一个解决失业问题的临时机构。但是，霍普金斯对使失业者都重新就业的前景并不那么有把握。现代技术造成了一个约有700万人的永久性底层社会。他认为，甚至在经济复苏之后，这些人都有可能继续失业，而政府必须为这批被抛弃者提供救济。但是霍普金斯蔑视施舍的主张，认为这样做会摧毁人类的灵魂。他确信，最好的办法是创造就业机会和提供工作救济。这样，接受救济者就会从事生产并能保持他们的自尊心。霍普金斯要求迅速采取行动，这一行动几乎立即使他同哈罗德·伊克斯发生冲突。伊克斯发放资金时行动缓慢而又慎重并保证资金花费在正当用途上，但是这却激怒了霍普金斯。他认为，伊克斯的办法带有共和党提倡的“向下点滴”的陈旧理论的味道。而他赞成一种“向上点滴”的理论：立即把钱发给人民，他们会合理使用这笔钱，并能及时找到适当的工作，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商品和劳务。
罗斯福当时想实现预算平衡，这是他经常出现的想法。工会工人强烈反对政府创造的就业机会，因为这同工会工人形成了竞争。1933年10月底，霍普金斯在堪萨斯城和救济工作负责人开会时接到一位助手打来的电话。研究人员于是发现了工会工人的最初领导人塞缪尔·冈珀斯的一篇讲话，他曾在经济危机期间要求制订的正是这样一项计划。霍普金斯知道罗斯福喜欢按历史先例办事，现在他既然能够平息劳工对他制定的计划的反对行动，因此渴望同总统见面。
在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共进午餐时，罗斯福问霍普金斯需要安置多少人就业。
“约莫400万，”他回答说。
“让我们考虑一下，”罗斯福一边思索一边说。“400万人——那意味着大约要拨出四亿美元。”
罗斯福认识到，国会不同意拨款，只有仰赖其他部门拨出这笔资金，他决定把公共工程局未用完的资金转拨给新设立的民用工程局。1933年11月15日，霍普金斯答应在圣诞节前给400万人安排就业，结果他未能履行自己的诺言。但是到1934年1月18日，大约有430万人被安排就业，较诸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武装部队服役的人员更多。到1934年初，有2000万美国人依赖各种形式的联邦救济物资来维持生活。在旱灾严重的南达科他州，1/3的人靠政府救济金来维持生活。
霍普金斯在寒冬到来之前急急忙忙地制定了一些工程计划。绝大部分工程计划所提供的是土木工作或类似的工作。一些工程计划是临时凑合的，细小而无多大价值的工作多得不胜枚举。一支100人的队伍在华盛顿市区的大街上巡逻，用拴着长线的玩具气球吓走在政府建筑物的遮阳下栖息的欧椋鸟。但是真正的成就还是有目共睹的。民用工程局的工人修筑了大约50万英里的公路，兴建或翻修了40000所学校，大约50000万名教师找到了工作。
他们约计修建了500个新机场，改建了大约500个机场。他们还修整了街道，清理了下水道并清除了公园的下层林丛。更值得一提的是，本来处于绝望的几百万美国公民找到了工作。
霍普金斯希望能延长民用工程局的寿命，但是罗斯福对预算所受到的影响以及保守分子提出的关于恣意挥霍的指责感到不安，因此命令民用工程局随着气候的好转逐渐停止活动。这类帮助原来只是作为应急措施，他担心会造成一个永久依赖救济为生的阶级。“我们不能把民用工程局维持到夏末”，罗斯福宣称，“我们都一致认为，必须对民用工程局加以限制，人民都认为情况会好转起来。”
霍普金斯抑制住内心的失望，忠实地继续通过联邦紧急救济署发放救济物资。每月的家庭津贴从15美元增加到35美元，虽然还不够用，但却提高了全国的士气和购买力。在1934年，他根据自己在民用工程局积累的经验着手制定一项联邦工程计划以替代联邦紧急救济署的工作。这样一项建议的前景取决于选民们在国会中期选举中是赞成“新政”抑或是否定“新政”。
1934年6月28日，罗斯福在炉边谈话中为即将来临的竞选定下了基调。
他回顾了第七十三届国会的成就和新政的成就，使这次选举成为对他的政府的一次公民表决。“你的日子比去年好过吗？”他问道，“你们的债务负担减轻了吗？你们的银行存款安全吗？你们的工作条件有些改善吗？你们对自己前途的信念有了更牢固的基础吗？”
在白宫的第二年，富兰克林·罗斯福经常对全国形势进行估量。总统在为美国人及其政府之间的关系发生全面变化奠定基础之后，便注意倾听吉姆·法利和副总统加纳的意见，决定给全国以喘气时间。虽然他对早期的计划作了一些调整，但是除了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和批准科德尔·赫尔的互惠贸易协定法以外，没有提出任何重大的计划。“新政”是带着巨大的成就交给选民表决的。失业人数逐渐减少，工农业生产突飞猛进，国民收入也与岁俱增。但是，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救济措施不足以满足贫穷民众的需要，大约1000万美国人还没有工作，除田纳西水利局以外，改革几乎完全是在银行和金融界进行的。人们已经没有全国处于紧急状态的感觉了。
银行家和企业家在新政的帮助下恢复活力之后指责说，罗斯福和追随他的激进分子在摧残这个国家。紧急救济的开支大大增加了公债，他们为美国的偿付能力担心。他们对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统一管理的趋势感到惊恐不安，谴责总统领导这个国家走向法西斯专政。
从传统上说，凡是入主白宫的政党在中期选举中都丢掉它在国会的一些席位。法利和豪对选举结果极度不满。他们认识到，这次选举会被视为“新政”是否成功的晴雨表，因此敦促罗斯福参加竞选。但是罗斯福为了树立一种无党派偏见的形象，决定不介入竞选。他总是认为，出海旅行是医治百病的灵药。他用夏天的部分时间乘坐“休斯敦号”轮船出海旅行，从加勒比海经巴拿马运河前往夏威夷，然后到达俄勒冈州的波特兰，行程14000英里。
“一路上受到盛大的欢迎”。总统对加纳说，“我比以前更加确信，就人民 跟随我们前进这一点来说，我们就像以前一样强大，也许比以前更加强大”。
然而，跟随罗斯福走的人究竟有多少，还有待于统计，他能把自己个人的名望转让给民主党候选人吗？法利本来对“新政”受到企业界的攻击感到担心，但是亲眼看到从全国各地发给全国总部的秘密报告之后又感到鼓舞。
选举前不久，他作出了罗斯福认为是过分乐观的预言。法利说，民主党人不仅会保住他们在众议院的原有席位，而且在竞选的35个参议院席中，至少会获得26个席位，其中包括共和党的堡垒宾夕法尼亚的席位。
结果证明，他的预言过分慎重了。法利有关在参议院大获全胜的预言已成为现实 （其中包括在宾夕法尼亚的竞选胜利以及哈里·杜鲁门的当选）， 但在众议院增加了9个席位，新的参议院将有69名民主党议员，25名共和党议员。在众议院，双方力量相差悬殊：民主党议员占322名，共和党议员占103名。民主党人在地方和州的竞选中也大获全胜，只有7名共和党人当选为州长。
这次民主党大获全胜被普遍认为是对新政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政策的大力支持。威廉·艾伦·怀特宣称：“民众几乎把他立为国王。”
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成立一个政府。在旧的智囊团解散之后，一些聪明能干的青年律师和大学教师就在执行各项新政立法的政府机构里任职。经济不景气使他们无法进入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和名牌大学之门。现在时机业已成熟，他们于是涌向华盛顿市。这些人持有不同的观点，有的是亚当·史密学派的保守分子，有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宣传者。他们起草了绝大部分的新政法案，并在各个部门中贯彻执行。他们当中没有什么人同总统有私人接触，不过当时在农业调整管理局工作的青年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恩·加尔布雷思回忆说：“他像巨人一样坐在办公桌后，洋洋得意地叼着香烟，谈论着你的工作多么重要和他对你的成果多么赞赏。”
这些新政执行者看不起那些由于不能应付大萧条而声名狼藉的银行家和大企业家，他们改变了企业和政府间的通常关系。权力已经从华尔街那些四壁镶板的董事会会议室转移到突然在整个华盛顿到处出现的家具陈旧的办公室。这些律师、经济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同前一代的进步分子走的不是一条路。
他们冷酷无情，骄傲自大，玩世不恭。他们都认为，改革意味着实行全面的社会经济变革——就是重新分配全国的财富。他们采纳了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不择手段地超道德规范。他们都认为这是总统的做法。哈里·霍普金斯同一些助手谈话时最恰当地概述了这种规范：“我想向你们保证，我们不怕在法律范畴内探讨任何问题。不论你想做什么事，我们的律师都能宣布它是合法的。”
全国复兴总署署长约翰逊甚至在被任命之前就开始起草管理工资、工时、物价和公平竞争的法规了。本来他的主要着眼点是钢铁、汽车、纺织、采煤和建筑这些大工业，希望对全国复兴总署能有很大帮助。但是，他低估了这些法规受人欢迎的程度。几乎每种工业都要求有它自己的法规。在全国复兴总署成立后的头几个月里，约翰逊收到了制订260多项不同法规的请求。他们为棉纺工业制订了第一项法规，已准备于6月27日由总统签署。这项法规稳定了生产，确定了价格，规定了统一工资和工时，不准纺织厂雇用童工，从而结束了长期残酷竞争和剥削工人的历史。罗斯福在谈到对童工的限制时说，“在我到华盛顿以后所处理的事情中这件事最使我感到高兴了。”
新政的执行者们曾嘲笑赫伯特·胡佛依赖规劝的做法，但是约翰逊却发动了一场大力支持全国复兴总署的宣传运动，这场运动使以前的任何这类运动相形见绌。几乎每个社区都举办汽车列队游行、群众集会等活动。纽约市的活动规模最大，那里有25万多人打着全国复兴总署的标志蓝鹰旗在第五大街游行，还有150万人观看喝彩。报纸的报头、商店橱窗的广告和电影明星的后背，到处都出现了蓝鹰。甚至胡佛也同意了它的原则，但是他还没有断定它有法西斯的味道。在舆论的影响下，一直抵制全国复兴总署法规的大工业也跟着行动起来了。一天，约翰逊跑进白宫，将三项法规交给总统签署，然后就奔跑出去赶飞机，罗斯福冷冰冰地说：“从此以后就没有见到他了。”
9月间约翰宣布，已有将近300万工人重新就业。平均工资已从每小时42美分上升到52美分。批准的法规约计有550项，其中包括为瓶盖厂、奶罩厂和其他工厂制定的法规。
尽管如此，蓝鹰高飞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正如埃利斯·W·霍利在《新政与垄断问题》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全国复兴总署反映了美国在20世纪面临的困境。他们有必要采取手段来满足对建立工业秩序的要求，而同时又保持美国的民主传统。全国复兴总署试图使商业、工业、劳工和消费者结成一种不稳定的联盟，从而使人人受益。约翰逊的宣传运动掩盖了使他们分裂的严重分歧。在这种欣喜的心情逐渐消失后，他们之间展开了斗争。
工会指责说，它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它还声称，全国复兴总署偏袒资方。尽管如此，在美国联合煤矿工人工会主席约翰·L·刘易斯的带领下，他们成立了工业组织委员会，并宣称“罗斯福总统希望你们加入工会！”他们开始把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老牌同业工会所忽视的批量生产工业内的不熟练工人组织起来。企业界予以反击，对组织者使用强硬策略，恫吓工人，开始成立公司联合会。劳资斗争的战线拉开了，美国的工业中心发生了一阵阵的暴力行动。
全国复兴总署在约翰逊的飘忽不定的领导下有崩溃危险的消息不断地传到罗斯福的耳鼓里，助手们也建议他撤掉这个将军，“但是他的心肠太软，不能把他撤职”，不太同情的目击者伊克斯说。“约翰逊坚决不走……并为继续呆下去而和总统仔细研究了各种戏剧性的行动。”约翰逊终于在 1934年9月递交了一份辞呈，像一台狂怒的风车似的飞出政府，在报业辛迪加的一个专栏上发表文章，痛骂他以前的同事。全国复兴总署又勉强维持了九个月，一直到最高法院一致判定它违反宪法为止。
按照大部分衡量标准，全国复兴总署已宣告失败，而且在未留下体制痕迹的情况下消失了。它缺乏一贯性，代表政府批准了许多互相脱节和互不协调的垄断性协议，同时又在口头上表示决心遵守竞争的道德标准。即令是控制500多种行业，约翰逊都没有时间，也没有专长。若是没有伊克斯的大力合作，就拿不出发展经济的有效办法。他们若是调换一下职务，全国复兴总署就会做出很大的成绩。如果伊克斯慎重地制订各项法规，如果约翰逊把钱慷慨地花在公共工程上，那么就有可能促进美国经济复苏。
1933年7月下旬的一天，得克萨斯州棉花农场主威廉·E·莫里斯同该州众议员理查德·克莱伯格一道应邀去白宫觐见罗斯福总统。通过克莱伯格的行政助理林登·E·约翰逊想出的一些办法，农场主莫里斯依照政府关于减少剩余农产品计划头一个毁掉他一部分棉花作物。总统向莫里斯递交了一张517美元的支票，作为他毁掉47英亩农作物的“调整报偿”，当时周围挤满了摄影记者。
这个仪式标志着一项旨在挽救美国农业的激进策略的肇始。根据农业调整法的条款，农场主减少耕种面积可获得补偿。如果农场主有剩余的农产品，政府则可提供津贴以保证农场主的最低价格，而这种津贴可通过向面粉厂主和罐头厂主征税来筹集。由于已错失良机，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和农业调整管理局局长乔治·皮克派人去说明棉花农场主将约计1000万英亩的棉花毁掉1/4，并且把大约600万头母猪和猪仔全部买下来，藉以防止市场出现供应过剩。
在人民挨饿的时候屠宰幼猪和销毁农作物的做法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对。报纸上刊登了中西部的牲畜围场挤满了尖叫的幼猪的照片，结果使华莱士和皮克受到一连串的攻击，农业调整管理局也遭到公众的仇视，从此以后它的声名狼藉。人们谴责新政农业政策试图在富裕之时以消灭富裕来消灭贫困。
华莱士披头散发，露出一副害羞和踌躇的表情，看上去活像衣阿华的自耕农。舍伍德·安德森在估量他时说：“他没有臭架子了。”在执行新政的华盛顿的高度政治化的氛围中，华莱士是一位令人费解的人物；他既像农场主，又像科学家，又像社会哲学家，这一切都被一种含糊的朦胧的神秘主义掩盖了。华莱士进行的实验培育出一种高产杂交玉米，这突出地表明了他的实用的一面。他认为，通过政府计划和对农作物的控制，能够建立一个“永久的粮仓”，从而打破美国农业中出现的时而丰收时而歉收的周期。
与此同时，罗斯福用操纵黄金价格的办法来抬高农产品价格——康奈尔大学教授乔治·沃伦早就敦促罗斯福采取这项合理化建议。沃伦声称，如果政府大量收购新开采的黄金并且经常小幅度提价，美元就会贬值，小麦、棉花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正统经济学家们无视沃伦的理论，但是它给予罗斯福一个行动的机会。他在给威尔·伍丁写信时说：“我们都熟悉美国的形势。我希望，我们的银行界和经济界的朋友会从债务人阶级（也就是90%的美国人）的观点认识到形势的严峻，而少从构成债权人阶级的百分之十的美国人的观点来考虑问题。”
收购黄金的计划震动了整个金融界。商会谴责这个“货币试验”。艾尔·史密斯也随声附和。他说：“我主张积累经验，而不赞成进行试验。”他认为这是“骗人的美元”。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的蜜月已经结束，罗斯福在写给一位老友的信中总结了他对银行家们的不满：“我们俩都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从安德鲁·杰克逊时期以来，居于较大中心的金融界分子一直把持着政府，我这样说并不打算把伍德罗·威尔逊政府完全排斥在外。杰克逊同美国银行的斗争正在重演，只是规模比从前大得多罢了。”在财政部长手下任职的迪安·G·艾奇逊对总统说。根据法律和哲学上的理由，他反对这项计划，总统要他辞职。伍丁也宣告辞职，主要原因是身体欠佳，尽管他也不赞成收购黄金的计划。
结果，沃伦的计划以失败告终。之后他们又进行了其他试验，其中包括使美元贬值和抬高银价。后来复苏的速度再次加快，但这是各种新政计划向经济领域注入资金和周期性自然复苏的结果，而不是操纵黄金价格的结果。
不管是何种原因，罗斯福感到欢欣鼓舞。他宣称：“我们的困难明天还不能全部克服，不过我们在前进。”
在随后的两年里，“黑色风暴”更严重了。落后的耕种方式破坏了覆盖在大草原的保护性草皮 （从加拿大边界延伸到得克萨斯锅柄地区）。堪萨斯 和南、北达科他州栽种小麦的高地久旱无雨，太阳把表土层烤成黄褐色的硬渣，随后又被干热风刮走，土被刮走之后，人也跟着走了。约翰·斯坦贝克在他写的《愤怒的葡萄》一书中描绘了流动农业工人向西部迁徙、寻求新生活的情景。他们用破旧不堪的汽车装载着家眷和家具，沿着第66号公路向加利福尼亚驶去。那些有幸找到工作的人受到了新的奴役，在果园和莴苣农场当农业季节工人。剩下的人就像风滚草一样被地方当局驱使着不断迁移。
罗斯福坚决主张建设一个农业社会，他认为，成立安置管理局是扭转人口流入城市的趋势又是恢复杰斐逊自给自足的家庭农场的理想的一个尝试。
有前途的农业家庭得到了贷款，便可购买小农场并为小农场添置设备，或者用以偿还现有的债务和提高他们的地位。专家们教导他们如何从耕地中取得可观的收成，如何使用新设备和充分利用资金。许多贫困的农民，索性离开得不偿失的薄地，在土质较好的地方重新定居，大约有1000万英亩贫瘠的土地收归国有，以便改成森林或牧场。
然而，特格韦尔却从比较复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他认为，不足维持生活的耕作，而是商业耕作能扭转美国农业中存在的人员和农场减少的现象。农场主要富起来，就得把实现工业革命化的技术革新应用于耕种土地。
这需要大面积的耕地、机器和集中管理——这和总统所设想的小规模耕作是互相矛盾的。特格韦尔进行了合作村试验。在合作村，农场主联合起来购买共同使用的设备，成立食品及日用品商店，在专家的指导下出售他们的农产品。保守分子指责说，在雷克斯的控制下，美国农场主正像俄国农民一样实现集体化。特格韦尔的最大贡献也许是他在华盛顿、辛辛那提和密尔沃基附近修建的三个“绿化地带”城镇——离上班的地方近，但是不受城市污染的花园郊区。“我的想法是，就在人口中心外面建设，购买廉价土地，修建一个居住区，引诱人们迁入居住区”，他说。“然后再回到城市，拆掉所有贫民窟，把它们建成公园”。
1937年，国会通过了班克黑德—琼斯农场佃户法，以便帮助佃户和农场工人成为土地拥有者，并且取消了特格韦尔领导的机构。安置管理局被农场保险署所取代。农场保险署提供购买家庭农场用的低息长期押款，为复兴项目提供少量贷款，并为农业季节工人修建清洁的、管理妥善的劳工营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农场保险署对白人和黑人一视同仁。但保守分子使这个机构一直资金不足，它在解决农村贫困方面只取得了较小的进展。
一天，联邦紧急救济署的一名助手拿着一份安排失业者就业的计划走到哈里·霍普金斯跟前说：“从长远利益来看，这项计划肯定会成功。人民不是从长远利益来看的，每天都得吃饭……”，非常恼怒的霍普金斯厉声说：
“他们每天都得吃饭。”这句脱口而出的话总结了霍普金斯的基本哲学；在紧急情况下，采取行动，不要苦闷地思索。由于失业人数已多达1500万，这种果断的做法很受罗斯福赏识。霍普金斯已经拿到五亿美元，可直接拨给各州和地方机构，用以帮助失业者和贫民。他甚至没等有了办公室就开始办公了。他在复兴金融公司办公大楼的走廊上摆了一张办公桌，四周堆着包装箱，经常是雪茄烟雾弥漫，空气混浊。就在那里，他像美第奇王子①一样任意发放资金。
① 15—16 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富裕家族。
罗斯福相信最终会实现预算平衡，并对此表示乐观。他认为，在全国复兴总署、农业调整管理局和哈罗德·伊克斯的公共工程局（拥有33亿美元资金）开始复苏之前，联邦紧急救济署是一个解决失业问题的临时机构。但是，霍普金斯对使失业者都重新就业的前景并不那么有把握。现代技术造成了一个约有700万人的永久性底层社会。他认为，甚至在经济复苏之后，这些人都有可能继续失业，而政府必须为这批被抛弃者提供救济。但是霍普金斯蔑视施舍的主张，认为这样做会摧毁人类的灵魂。他确信，最好的办法是创造就业机会和提供工作救济。这样，接受救济者就会从事生产并能保持他们的自尊心。霍普金斯要求迅速采取行动，这一行动几乎立即使他同哈罗德·伊克斯发生冲突。伊克斯发放资金时行动缓慢而又慎重并保证资金花费在正当用途上，但是这却激怒了霍普金斯。他认为，伊克斯的办法带有共和党提倡的“向下点滴”的陈旧理论的味道。而他赞成一种“向上点滴”的理论：立即把钱发给人民，他们会合理使用这笔钱，并能及时找到适当的工作，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商品和劳务。
罗斯福当时想实现预算平衡，这是他经常出现的想法。工会工人强烈反对政府创造的就业机会，因为这同工会工人形成了竞争。1933年10月底，霍普金斯在堪萨斯城和救济工作负责人开会时接到一位助手打来的电话。研究人员于是发现了工会工人的最初领导人塞缪尔·冈珀斯的一篇讲话，他曾在经济危机期间要求制订的正是这样一项计划。霍普金斯知道罗斯福喜欢按历史先例办事，现在他既然能够平息劳工对他制定的计划的反对行动，因此渴望同总统见面。
在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共进午餐时，罗斯福问霍普金斯需要安置多少人就业。
“约莫400万，”他回答说。
“让我们考虑一下，”罗斯福一边思索一边说。“400万人——那意味着大约要拨出四亿美元。”
罗斯福认识到，国会不同意拨款，只有仰赖其他部门拨出这笔资金，他决定把公共工程局未用完的资金转拨给新设立的民用工程局。1933年11月15日，霍普金斯答应在圣诞节前给400万人安排就业，结果他未能履行自己的诺言。但是到1934年1月18日，大约有430万人被安排就业，较诸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武装部队服役的人员更多。到1934年初，有2000万美国人依赖各种形式的联邦救济物资来维持生活。在旱灾严重的南达科他州，1/3的人靠政府救济金来维持生活。
霍普金斯在寒冬到来之前急急忙忙地制定了一些工程计划。绝大部分工程计划所提供的是土木工作或类似的工作。一些工程计划是临时凑合的，细小而无多大价值的工作多得不胜枚举。一支100人的队伍在华盛顿市区的大街上巡逻，用拴着长线的玩具气球吓走在政府建筑物的遮阳下栖息的欧椋鸟。但是真正的成就还是有目共睹的。民用工程局的工人修筑了大约50万英里的公路，兴建或翻修了40000所学校，大约50000万名教师找到了工作。
他们约计修建了500个新机场，改建了大约500个机场。他们还修整了街道，清理了下水道并清除了公园的下层林丛。更值得一提的是，本来处于绝望的几百万美国公民找到了工作。
霍普金斯希望能延长民用工程局的寿命，但是罗斯福对预算所受到的影响以及保守分子提出的关于恣意挥霍的指责感到不安，因此命令民用工程局随着气候的好转逐渐停止活动。这类帮助原来只是作为应急措施，他担心会造成一个永久依赖救济为生的阶级。“我们不能把民用工程局维持到夏末”，罗斯福宣称，“我们都一致认为，必须对民用工程局加以限制，人民都认为情况会好转起来。”
霍普金斯抑制住内心的失望，忠实地继续通过联邦紧急救济署发放救济物资。每月的家庭津贴从15美元增加到35美元，虽然还不够用，但却提高了全国的士气和购买力。在1934年，他根据自己在民用工程局积累的经验着手制定一项联邦工程计划以替代联邦紧急救济署的工作。这样一项建议的前景取决于选民们在国会中期选举中是赞成“新政”抑或是否定“新政”。
1934年6月28日，罗斯福在炉边谈话中为即将来临的竞选定下了基调。
他回顾了第七十三届国会的成就和新政的成就，使这次选举成为对他的政府的一次公民表决。“你的日子比去年好过吗？”他问道，“你们的债务负担减轻了吗？你们的银行存款安全吗？你们的工作条件有些改善吗？你们对自己前途的信念有了更牢固的基础吗？”
在白宫的第二年，富兰克林·罗斯福经常对全国形势进行估量。总统在为美国人及其政府之间的关系发生全面变化奠定基础之后，便注意倾听吉姆·法利和副总统加纳的意见，决定给全国以喘气时间。虽然他对早期的计划作了一些调整，但是除了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和批准科德尔·赫尔的互惠贸易协定法以外，没有提出任何重大的计划。“新政”是带着巨大的成就交给选民表决的。失业人数逐渐减少，工农业生产突飞猛进，国民收入也与岁俱增。但是，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救济措施不足以满足贫穷民众的需要，大约1000万美国人还没有工作，除田纳西水利局以外，改革几乎完全是在银行和金融界进行的。人们已经没有全国处于紧急状态的感觉了。
银行家和企业家在新政的帮助下恢复活力之后指责说，罗斯福和追随他的激进分子在摧残这个国家。紧急救济的开支大大增加了公债，他们为美国的偿付能力担心。他们对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统一管理的趋势感到惊恐不安，谴责总统领导这个国家走向法西斯专政。
从传统上说，凡是入主白宫的政党在中期选举中都丢掉它在国会的一些席位。法利和豪对选举结果极度不满。他们认识到，这次选举会被视为“新政”是否成功的晴雨表，因此敦促罗斯福参加竞选。但是罗斯福为了树立一种无党派偏见的形象，决定不介入竞选。他总是认为，出海旅行是医治百病的灵药。他用夏天的部分时间乘坐“休斯敦号”轮船出海旅行，从加勒比海经巴拿马运河前往夏威夷，然后到达俄勒冈州的波特兰，行程14000英里。
“一路上受到盛大的欢迎”。总统对加纳说，“我比以前更加确信，就人民 跟随我们前进这一点来说，我们就像以前一样强大，也许比以前更加强大”。
然而，跟随罗斯福走的人究竟有多少，还有待于统计，他能把自己个人的名望转让给民主党候选人吗？法利本来对“新政”受到企业界的攻击感到担心，但是亲眼看到从全国各地发给全国总部的秘密报告之后又感到鼓舞。
选举前不久，他作出了罗斯福认为是过分乐观的预言。法利说，民主党人不仅会保住他们在众议院的原有席位，而且在竞选的35个参议院席中，至少会获得26个席位，其中包括共和党的堡垒宾夕法尼亚的席位。
结果证明，他的预言过分慎重了。法利有关在参议院大获全胜的预言已成为现实 （其中包括在宾夕法尼亚的竞选胜利以及哈里·杜鲁门的当选）， 但在众议院增加了9个席位，新的参议院将有69名民主党议员，25名共和党议员。在众议院，双方力量相差悬殊：民主党议员占322名，共和党议员占103名。民主党人在地方和州的竞选中也大获全胜，只有7名共和党人当选为州长。
这次民主党大获全胜被普遍认为是对新政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政策的大力支持。威廉·艾伦·怀特宣称：“民众几乎把他立为国王。”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