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變局》“對話”的階級內容

“對話”的階級內容

　　波蘭國營部門的改革遠不及匈牙利徹底。新興幹部階級的形成沒有經過長時期的醞釀及孕育。但波蘭整個八十年代的經濟形勢比匈牙利更為惡劣。社會更早開始瓦解，程度比匈牙利更為嚴重。官僚幹部與民營企業家階級相互勾結、攜手發財，極盡貪污腐敗之能事。一個新興集團迅速從原來統治階級當中孕育出來。（注74）
　　新興幹部階級和民營企業家兩者的利益息息相關。繼續放寬私營部門和進一步把國營部門市場化，甚至私有化令雙方都得益。當然，兩者也有利益衝突（如上文分析匈變局時指出，國營部門對信貸、物資的壟斷最為私營部門所詬病）。這些矛盾在政治上表現於有關開放政權給黨外力量的鬥爭。
　　就新興幹部階級而言，維持波共的有效統治地位（最理想當然是維持一黨專政）不單有利於使更多原統治集團成員能夠過渡成為私人有產者，亦可使他們在與民營企業家階級攜手發財過程中分肥更多。但是，維持一黨專政面對兩個難題。一、如匈牙利的情況一樣，為免葬身於緣於外債壓力的全面經濟崩潰，結束一黨專政以換取西方的幫助是一個急待解決的嚴峻抉擇。二、新興幹部階級的發展有賴於繼續進行經濟改革。再者，進一步經改也是西方國家（包括國際貨幣基金會等）不馬上把波蘭“清盤”的條件。資本主義的邏輯使然，工人階級必定成為經改的犧牲品。別於匈牙利，波蘭有一個富於鬥爭傳統的工人階級。這一關波蘭新興幹部階級很難越過。除非有一支政治力量可以駕馭工運。瓦文薩一夥是唯一有這種能力的勢力。但他們要求與波共分享權力作為交易條件。
　　以雅魯澤爾斯基為首的波共改革派是新興幹部階級的政治代表。他們深切認識新興幹部階級與民營企業家階級兩者的利益唇齒相依。1988年10月，拉科斯基成立新政府，委任私營經濟巨子美•維曉澤克（Mieczyslaw Wilczek）為工業部長。拉氏原先亦邀請前述的私營建築大亨兼華沙經濟學會（Warsaw Economic Association）主腦人柏斯狀況斯基參加房屋部，但為柏所婉拒。理由是作為一個反對派分子（柏的文章經常刊載於地下刊物），柏認為反對派沒有足夠的準備參加由波共領導的政府。（注75）
　　改革派深明團結工會的瓦文薩派對統治集團的利用價值。瓦等人1981年的表現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如前所述，頒佈軍管時，雅魯澤爾斯基政權依然屬於一個傳統共產黨政權。（改革派的階級屬性隨著波蘭社會生產關係出現重大變化而轉變是實施軍管後發生的事。）但作為統治者，鑒於波蘭七十年代末以來的險惡經濟形勢，雅氏一夥十分清楚，把瓦文薩等趕盡殺絕對統治集團一點好處也沒有。相反，給他們留一條生路，維持他們在一般工人心目中的地位，為他們製造一個神話，有朝一日，這項“投資”將會為統治者帶來“合理回報”。
　　1981年12月13日宣佈實施軍管，部份團結工會領導人逃脫追捕，潛入地下。地下組織中包括瓦文薩親密盟友布席克，亦包括很多瓦、布的左翼政敵。幾個月後，左傾地下領袖先後一一就逮，幾乎無一倖免。相反，布席克卻能一直“逍遙法外”。根據一名與布一同在地下工作的工會分子柏•巴克科斯基（Pawel Bakowski）後來透露，他經常發現自己被保安人員監視和跟蹤，但雖然他排名於通輯令前列，他一直沒有被逮捕。布席克本人最後被捕的情況也頗堪玩味。他於1986年5月31日就逮，兩個月後，政府宣佈大赦，布又再恢復自由身。大赦後，保安人員與約三千名地下分子接觸，向他們展示大批有關他們地下活動的詳細資料，顯示他們沒有被捕，並非因為警方沒法追尋他們的行蹤。政府對不同政治傾向的地下分子的差別對待，顯然是出於政治考慮。（注76）
　　波共內部當然亦有保守派。根據本文分析，保守派為以中央部委為核心的傳統官僚資本階級的政治代表，建制內的社會基礎為一些依賴國家照顧養活的企業幹部和低層小幹部。波蘭的經濟險情令保守派不成氣候。舊有統治形態的腐爛蔓延至整個原統治階級。副總理、中央部委高官也不甘後人，參與幹部私有化，在經濟混亂中分一杯羹。當然，抱殘守缺仍有人在。但這條道路只會導致原統治階級與國民經濟玉石俱焚。不論改革派或保守派都認識到這個冷酷的現實。繼續進行幹部私有化，累積原始資本以便能夠在市場機制底下以新的形態保留統治階級地位，成為原統治階級的唯一選擇。改革派能在黨政軍內壓倒保守派，便是以此為客觀基礎。
　　如前所述，1987年4月，政府公佈“第二步”改革方案。政府1982年在軍管下實施第一步改革，已膽顫心驚，在徵收工資增長稅時容許多項豁免。現在工人階級被鎮壓後元氣已開始恢復。生死存亡攸關，政府不敢掉以輕心。1987年5月，政府通過法例，宣佈11月就經改方案進行全民投票。（注77）投票提出兩個問題：1、“你是否贊同全面實施已提交國會的關於徹底把經濟治癒的方案？這個方案目標在於使社會生活情況顯著改善，但［人民］需要渡過充滿迅速改變的兩至三年的困難日子。”2、“你是否贊同［實行］把波蘭政治生活深刻地民主化的模式？這個模式目標在於加強自治、擴大公民權利、和提高公民對管治國家的參與。”（注78）
　　政府刻意把兩個問題複雜化，又把方案／模式的目標加插其中，顯然是希望藉此操縱結果。
　　團結工會馬上作出反應，呼籲人民抵制投票。投票前，政府表明，即使不能獲得多數支持，經改也勢在必行。
　　11月29日，投票如期舉行。團結工會的抵制號召沒有得到人民響應。投票率為67%。兩個問題獲得的肯定答案先後占票數中66%和69%。這相等於全部合資格選民44%及46%。雖然5月的法例規定，要得到全部合資格選民半數或以上贊成方案算通過，但政府依然宣佈結果代表人民支持改革方案。
　　投票結果對政府構成一個不大不小的打擊，但總算不致一敗塗地。於是，政府按原定計劃把方案付諸實行。“好戲還在後頭”，方案實施後不久，令政府寢食不安的工人運動幽靈終於再一次出現。
　　如前所述（見《經濟危機》一章），1987年實際收入已下降4%。“第二步”改革令物價上漲100%至200%。
　　1988年4月底碧高殊市（Bydgozcz）爆發罷工。罷工由官方工會發動；團結工會如在夢中。工潮迅速蔓延到各地，工人自發成立罷工委員會。罷工不僅與團結工會無關，當工潮波及勞華克達鋼鐵廠（NOWA HUTA）時，當地團結工會分子基於不認識罷工領袖的理由，竟指責罷工為政府的挑釁行動！一些老團結分子甚至不願意踏足被工人佔據的廠房、船塢。瓦文薩不愧政治敏銳性強。他知道自己一派的機會已經來臨。列寧船廠一捲入工潮，他馬上返回船廠，“支持”工人。4月至5月的工潮規模絕不能與1980年相提並論。受影響的企業僅數十個。但這經已足夠使政府作出讓步，答應增加工資。（注79）
　　8月，工潮再度爆發。跟4月至5月一樣，這次工潮亦是自發的，團結工會沒有插手。工潮規模和上次相若。政府亦照樣加薪以平息事態。（注80）
　　加薪為黑市外匯市場製造恐慌。茲羅提對美元匯率從5月的1400下跌至2000。年底，更創3400高峰，平均工資以美元計降至僅15元。居民擔心物價會上漲，紛紛進行恐慌性搶購。（注81）
　　政府急於讓步是因為波蘭再受不起另一次龐大工運的衝擊，所以希望儘快把工潮平息於萌芽階段。但政府的讓步對經改構成沉重打擊。茲羅提的貶值十分形象化地把問題勾劃了出來。根據波蘭財政部長說，國際貨幣基金會要求波蘭把人民生活水平削減10%。（注82）面對以上進退維谷的兩難困局，政府唯有打出它悉心經營數年培養出來的最後一張皇牌。
　　早於1988年8月工潮進入第二浪時，雅魯澤爾斯基已首度提出與團結工會對話。1989年1月，波共中全會上，雅魯澤爾斯基、內政部長施•基茨澤克（Czeslaw Kiszczak）、總理拉科斯基、國防部長科•史柯域基（Florian Sawicki）四名政治局首腦提出要求，把團結工會合法化和與工會展開對話，否則四人將集體辭職。激烈辯論後，由於保守力量沒法提出其他可行方案，中全會接納四人的要求。（注83）
　　與團結工會對話是一張一石二鳥的皇牌。一方面，由團結工會呼籲工人“勒緊褲頭”，政府便得到把經改付諸實行的空間。另方面，對話可成為政府向西方國家求助的談判資本。當然，政府需要付出代價，把部份權力讓出，給團結工會分一杯羹。但既然新興幹部階級單憑自己的力量已面臨絕境，改革派付出以上代價來換取這個階級的發展空間和生機，不失為一宗有利可圖的交易。
　　1980～81兩年，波蘭償債率為99%及87%。論經濟危機，波共政府已前無去路。與此同時，團結工會會員一千萬。面對這種經濟形勢和實力如此雄厚的對手，波共在蘇聯催促下，毅然進行鎮壓。如前分析，考慮到波共政權當時的階級屬性，鎮壓是符合邏輯的決定。1988～89年，經濟危機依舊，但團結工會已徒具虛名（上文已論及這點，下文會有進一步分析），自發工潮規模不可與1980～81年同日而言。政府這次卻相反選擇與團結工會進行妥協。這種轉變不是出於雅魯澤爾斯基等人經過七年變得“明智”。也不是瓦文薩派奉行“見好就收”、“自我抑制”或“自限”策略（注84）的成果。這七年間，波蘭經濟形態出現重大變化。民營企業家階級與新興幹部階級攜手齊齊“發跡”，兩者關係千絲萬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波蘭險惡的經濟形勢無法改善表明，原統治階級的唯一出路，便是繼續沿著這個軌跡發展。向團結工會提出對話的雅魯澤爾斯基政權，階級屬性自1981年實行軍管後發生了重大轉變。政府提出對話的對手，瓦文薩一夥已經不是舊日的工運分子。
　　簡而言之，與一般人的印象相反，圓桌會議談判雙方不是一個斯大林政權和一個自由工會。相反，圓桌會議是新興幹部階級與民營企業家階級在受到工人反抗進一步經改的壓力和威脅下，重新分肥的一場政治角力。諷刺的是，瓦文薩派這一次機遇，是拜工人運動所賜。但工人卻成為上述分肥的局外人和犧牲品。筆者在上文把工運在波蘭變局的角色形容為“催化劑”便是這個意思。
　　應當清楚，即使蘇聯反對這次談判，這只會帶來波共與蘇聯發生衝突。新興幹部階級為了自救不會再聽命於蘇聯。
　　不明實情的人還天真地以為圓桌會議是“理智”、“開明”的事物。誰知它是兩個新剝削階級之間重新分肥、私相授受的勾當。如筆者在第一章指出，不從階級分析出發，便無法理解為什麼1980～81及1988～89會出現相反的情況，而波變局就始終屬於一個謎。
　　有一種意見認為筆者把群眾運動在東歐變局的作用“貶低”，是“太過絕對化”。這種空泛的批評是沒有意義的。我們應該根據事實講道理。當然，東、捷等各國的群眾運動在各國本身的變局中發生一定作用。但就整個東歐變局而論，若非拜波、匈兩國變局及蘇聯對該兩國不干預所賜，上述各國便不會出現群眾運動，而各國政府亦不會那麼輕易讓步。基於波變局在整個東歐變局的角色，波蘭工運是東歐變局所有群運中起著最重要作用的運動。它在波變局的角色也不外如上述。鑒於以上，筆者用“從屬”來形容東、捷等國的群運在整個東歐變局所扮演的角色是否有把它們“貶低”，讀者自必有公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