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东欧的非现实社会现象

kaixuanj

在前苏联、东欧国家，曾经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要么是被掩盖的，要么是被虚构的。人们对现实与非现实的判断，不是依赖于经验常识，而是依赖于某种辩证思维。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可以没有发生，没有发生过的也可以发生。因此在这些国家，最严重的问题往往是真相问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欧各国兴起的“萨米亚特”（地下出版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揭示真相。

波兰卡廷惨案就是被掩盖的现实。1940年春，在卡廷森林、加里宁等地，约有22，000名波兰军人遭到苏联军队杀害，而苏联官方一直宣称这是德国纳粹所为。直到1990年，苏方才正式承认对此惨案负全部责任。事实上，许多波兰人私下早已知道事件的真相。早在1950年代初，诗人米沃什在《被浮获的心灵》中，就公开指认卡廷惨案的罪魁祸首是苏联。六十年代，当时只有14岁的米奇尼克也曾在教室里向老师提出这个问题。

但整个世界却装做不知道。战后，纽伦堡审判回避了对此事件的明确表态。1976年，在苏联入侵捷克十周年之际，米奇尼克出席在罗马举行的纪念会，看到意大利只出版了一部关于卡廷的书，而且还是极右派出的。在他自己的国家，卡廷事件更是长期成为禁忌，无人可以在公开场合谈论，官方也一直重复苏联的说法，宣称卡廷惨案是纳粹犯下的罪行，尽管许多波兰人包括官方都十分清楚，这段历史被掩盖了。

1976年在波兰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这一年当局审判拉多姆市的罢工工人，激起知识分子的普遍抗议，随之成立了“保卫工人委员会”，并创办了波兰第一份“萨米亚特”刊物《记录》。作家布兰迪斯便是创刊者之一，他在1966年就因抗议当局迫害学者柯拉柯夫斯基而退党，此时他刚写完纪实体小说《回旋曲》，正在写《一个关于真实的问题》，并最终通过萨米亚特出版。这两部书都涉及到对虚构的现实的探讨，即在波兰这样的极权国家，非现实是如何成为现实的。

《回旋曲》的开头是叙事者写给一家历史刊物的信，要求纠正一个史实错误；《一个关于真实的问题》则是采用录音采访形式，描写一位学者按照调查表所做的一系列采访。两书之间有前后相承的关系，后者题目直白地表现了作者的意图。在作者笔下，纪实体不再是出于文学实验，而是探讨非现实的有效方式。

叙事者是一位法律学生，热爱戏剧表演。他爱上了一位女演员，为了满足她对崇高的激情，他在战争爆发后虚构了一个地下抵抗组织，让女演员加入进去。她开始每天接受指示，递送情报。而实际上，她手提箱里装的情报都是些废报纸。她找到了自己的人生角色，却又无须承担任何危险。但不久，这个组织就在抵抗运动中成了一个重要角色，危险也变成了真的。最后，另一个地下组织杀害了一位无辜的老演员，女演员认为这都要归咎这位法律学生，因为她坚信他能指挥所有地下活动。

战后，由于新政权对这个地下组织一无所知，叙事者在监狱里被关了几年，然而制度的非现实性质很快就承认了他的非现实，他虚构的地下组织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的题目，正如书中所说：“他们几乎全都具有一个令人震惊的特点，真与假的界线在他们那里是弹性的。在每个判断上他们都具有一种高度发达的相对观（那个时候，这被称做辩证思维），但事实上他们缺乏内在的基础。”后来叙事者想写信说明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他想获得女演员的原谅和爱，但已经没有人听他的了，非现实已经变成了现实。

布兰迪斯想要探讨的不是历史怎么被掩盖，而是历史怎么被虚构。在前苏联、东欧国家，人们从小就要从教科书里学习许多英勇事迹，这些事迹多是出于宣传目的而编造出来的。仿佛离开了这些虚构，意识形态就无法证明自己。正如叙事者最后所说：“人性本是一团混沌，我们却要让它充满意义。我们制造传说并让自己对种种幻象深信不疑。我们，人类，用谎言制造现实中的种种秩序！而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着真实。所有的叙述和描写都只是阐释而已。”被虚构的历史与被掩盖的历史一道，构成了极权社会特有的非现实世界。

生活在这种非现实社会，就像生活在一个价值颠倒的世界。一个人在这种社会中长大，如果他没有信息源，没有学会思考，他一生的知识都将是无意义的。他既不会用常识去观察现实，也无法理解生活中真实的感情。当真相到来时，他往往要么躲避，要么成为虚无主义者，坚信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存在真实。这就是在一个极权制度衰落时，人们常常会看到社会道德沦丧的原因。

虚构现实会败坏人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极权社会的道德重建才总是从恢复真相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