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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收看我们的“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特别节目。1989年秋天，当“六四屠城”的血腥还弥漫在中国大地之际，东欧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奇迹般的巨变。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东欧共产阵营彻底崩溃了。
谁是这场变革的真正推手呢？是民意？是天意？还是上天感受到民心，民心顺从了天意呢？
让我们来一起听听三位历史见证人对这一段经历的回顾，或许他们的故事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克里斯汀．富勒尔（Christian Fuehrer），曾经是东德第二大城市莱比锡当地尼古拉教堂的牧师，在这个教堂里诞生了东德的现代奇迹。
她，曾经是东德国家田径队的短跑健将。1984年，茵尼斯．盖博尔与三位队友创下了4x100米接力的世界纪录。
他就是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原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员，被后人称为“开墙者”的共产党高官。
20年前所发生的一系列出人意料的事件，让我们这部纪录片中的三位主人公与1700万前东德人的生命轨迹发生了一次不可逆转的转折。而这一切又与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曾经发生的一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1989年6月4日凌晨，坦克车的履带生硬地压过柏油路面、碾过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上搭建的临时帐篷，北京城在刺耳的枪声中战栗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学生民主运动在经过了一个多月短暂的生命期后，在血泊中夭折了。北京，这个有着千年皇城历史的城市中心洒满了年轻学生的鲜血。
世界震惊了，紧接着在世界各国展开了一浪接一浪的对中共暴力镇压的声讨。然而当时东德的领导人却似乎想效仿中共来恐吓人民。
（Christian Fuehrer）：克伦茨访问中国时，赞扬中国共产党拯救了社会主义。当时我们就想，看来他们是想在这里效仿所谓的中国模式：开枪，使用武力把人们从街上赶走。大家都感到非常恐惧。
很多东德人通过西德电视看到了“六四”屠城的镜头。恐惧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东德。
原声（Ines Geipel）:那些照片很可怕。死的都是大学生啊，我们自己当时也是大学生。从理论上讲，我们和中国大学生的处境很相似。实际上，镇压发生在中国。我当时觉得非常气愤，再有就是强烈的蔑视，首先蔑视的就是东德的那些官员。
正在耶纳（Jena）大学读德国文学的茵尼斯．盖博尔和另一位女同学一起制作了好几个展板，上面写着“支援中国学生”。她们把展板挂在了学校的墙上。茵尼斯．盖博尔这时还没有意识到，她的生活将因为这个声援中国学生的举动而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
茵尼斯．盖博尔的展板在墙上挂了大约15分钟，就被校方没收。第二天，盖博尔和她的同学就被叫到学校党委办公室训话。被没收的展板成为了她们的所谓“罪证”。校方要求她退学。逃跑的思想开始在她心中萌芽。
Ines Geipe:我想，我再也不想继续过这样的生活，多一天也不想。北京屠杀的景象始终在我脑中徘徊，我知道，为了我自己的一生，我也必须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在东德，人们成天的说啊，说啊。我心里很清楚，空谈是没有用的，我得采取行动。
在当时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华沙条约组织中，匈牙利是自由度最高、改革意愿最强烈的国家。1989年5月2日，匈牙利政府宣布要开始拆除通往西欧的边境设施。
同年6月，匈牙利和奥地利两国外交部长，面对媒体和公众，象徵性的剪开了两国边境的铁丝网。匈牙利的举动，尤其给东德百姓带来了通往自由的希望。
那一年夏天，东德政府忙着准备十月的40周年国庆大典，而老百姓则趁渡假季节涌往匈牙利，伺机逃往西德。布达佩斯的西德大使馆前经常聚集着上千名东德人申报难民，到了8月中，由于人太多，不得不暂时关门。
同年8月19日，匈牙利在索普朗开放了通往邻国奥地利的边境，使民众能到邻国参加“泛欧野餐”。600多名正在匈牙利渡假的东德百姓趁机逃往奥地利，再转道来到西德，开启了柏林墙建成后最大的逃亡潮。告别了家人的盖博尔也加入了逃亡的人潮。
Ines Geipe:我从德累斯顿坐夜车到达布达佩斯。在布达佩斯待了几天后，转车去匈牙利和奥地利接壤的边境小城索普朗（sopron）。我在索普朗前的一个小站下了车。在那里等到夜深人静，村里的人都睡了之后，我开始穿过森林往边境跑。跑步可是我的强项。
盖博尔用来整整一夜的时间在森林跑完了在正常情况下只需要两个小时的路程。第二天清晨，她到达了奥地利。
越来越多的东德人作出了背井离乡的决定，几十万人递交了永久出境申请。在东德当局的眼中，申请永久出境，就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背叛。申请出境者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
一些在不安中等待的人找到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的牧师克里斯汀．富勒尔，希望能参加教堂组织的活动，在这里说出心中的困惑和痛苦，寻求心灵的慰藉。
截至1989年，莱比锡的尼古拉大教堂已经连续七年，每个星期一举办一次“和平祈祷”，传播“非暴力”的思想，呼吁和平。除了每年的暑假之外，从未间断过。
89年的9月4日，是这一年暑假过后的第一个星期一，正好赶上莱比锡举办展览会，因此有大量西方记者来到这个城市。莱比锡市政府的官员把尼古拉大教堂的牧师们都叫到市政厅开会，要求他们推迟一周再开始举行“和平祈祷”，遭到了牧师们的拒绝。在牧师们的坚持下，“和平祈祷”照常举办。祈祷结束后发生的一幕，使这一天的“和平祈祷”成为了东德和平革命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
Christian Fuehrer：教堂里聚集了1500人，我们走出去时，我发现西方记者已经围成了一个大的半圆，在那里拍摄。开始时，我还很不高兴，认为他们把我们都拍下来，无异于替国安提供情报。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突然意识到，他们的存在有多重要。因为，几个年轻人突然从夹克里抽出了一个横幅，上面写着“国家开放，人民自由”。横幅举起来不到20秒，国安员警就当着所有记者的面把打横幅的人扑倒在地。
当晚，尼古拉大教堂前的这一幕在欧洲各大媒体上不胫而走。自由媒体在这场和平革命中发挥了它的威力，从莱比锡传来的图片和镜头让坐在东柏林的东德政治局高官们感到极度不安。
Guenter Schabowski:东德人民的崛起以及两德的统一，我认为，如果没有媒体的作用的话，是不可想像的，至少是会慢得多。举例来说，当时的民众运动是从莱比锡的星期一抗议遊行开始的。抗议遊行的消息通过媒体传播开来。人们把莱比锡的遊行当作了行为榜样，纷纷效仿。
另一个例子就是东德人的大规模逃亡。逃亡的照片引发了两个效应：一个是东德政府的国际声誉急速下降。人们看到这些逃亡的景象都在想，东德边境的保安措施这么严密，每天却能有十几万人逃离这个国家，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媒体在当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电视和电台。电视图像和电台每日的广播对民众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让东德共产党的高官们坐立不安的事情日复一日地发生着，莱比锡的尼古拉大教堂成为了和平革命的象徵。全东德的民众纷纷慕名而来。
Christian Fuehrer：员警开始封锁所有通往尼古拉教堂的道路。开始的时候，他们没有带警犬和警棍，只是摆出一副威胁的样子而已。但是，这种恐吓没有奏效。老百姓对他们视而不见。这让东德的员警感到很诧异。随后，他们封锁了高速公路的出口，没有挂莱比锡车牌的车子，星期一下午全都不让進城。员警同时封锁了火车站，没有莱比锡居住证的人也不让進城。他们越这么做，结果来的人就越多。
89年的10月，没有人意识到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即将到来。10月7日，前东德国家主席昂纳克在东柏林的共和国宫内举办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的庆典。这时的昂纳克对东德“铁打的江山”似乎依然信心十足。他不知道，两天之后，一场和平革命将要大规模地爆发。
10月9日，又到了一个星期一。由于各地来参加和平祈祷的人太多，尼古拉大教堂人满为患，富勒尔牧师求助于市内其它的教堂，请他们协助同时举办“和平祈祷”。这一天，莱比锡市中心的几个教堂内一共聚集了6000馀人。刚过中午，尼古拉教堂里来了大量不速之客。东德当局派来大约1000名党员，前来“占领”教堂。
Christian Fuehrer：他们的任务是占领教堂，所以下午两点半就進来了。他们不知道，已经有人给我打了匿名电话，告诉了我他们是谁。我对他们说，欢迎他们来到尼古拉大教堂，我们的教堂对所有人开放。不过，我很奇怪他们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工人阶级不得等到下午4点才下班吗？……我觉得，上帝太有幽默感了，竟然把这些党员送到了教堂里。因为，我们平时怎么叫他们，他们也不来。现在党再也无法把他们亲眼所见所闻的东西从他们的头脑中抹掉了。
傍晚6点多，当富勒尔牧师做完祈祷，从教堂出来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教堂前的广场上人头攒动，人们用双手捧着点燃的蜡烛，烛光汇成了一片光的海洋。据西德媒体报导，这一刻聚集在尼古拉大教堂周围的示威民众足足有七万人。这是东德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遊行。
Christian Fuehrer）：我惊讶极了，我对周围的人说：“请大家往旁边让一让。教堂里还有2000人要出来，加入到你们的队伍里”。大家出来后，队伍开始缓慢的向前移动。我们当时不知道有多少人。人们和平地向前走着。
这些人生于希特勒时代，后来又生活在一个严厉的无神论社会。在纳粹时代，他们接受的是种族仇恨、战争的教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接受的又是阶级斗争的教育，不信神和耶稣，认为这些都是胡说，根本不存在。几十年来受这样影响的人，如今全都接受了“非暴力”的思想，不仅如此，他们是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这一非暴力的原则。
自从89年9月之后，每周一的“和平祈祷”之后，东德员警都会守在尼古拉大教堂门口打人、抓人。10月9日，当七万人聚集在尼古拉教堂周围的街道上时，谁也不知道即将会发生什么。由于担心军警镇压，参加遊行的人都把孩子留在了家里。
根据事后的了解，前东德国家安全部部长梅尔克已经下令，要求莱比锡的军队严阵以待，“彻底摧毁示威遊行”。但是，莱比锡的军队将领们打到柏林的请示电话却迟迟得不到回复。柏林的行政机构在这一天莫名其妙地像瘫痪了一样，毫无声息。没有人知道柏林的高层为什么始终没有回复，就在莱比锡的将领还在等待的时候，七万人的遊行队伍浩浩荡荡地走上了环城道。
Christian Fuehrer：当遊行的队伍回到尼古拉教堂前的广场时，我有两个很强烈的感受，一方面我松了一大口气，因为当局没有進行“中国式”的镇压，没有开枪，没有死人，遊行的民众也始终遵循着“非暴力”原则，非常和平。再有就是，我意识到，从这天晚上开始，东德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东德。这个国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是我们还无法预估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40年东德共产极权在人们心中所制造的恐惧，就这样在一转眼间像一堵墙一样奇迹般地被冲破了。
Christian Fuehrer：如果有什么可以称作是奇迹的话，那这就是奇迹了。德国还从来没有过一次成功的革命。这是德国历史上首次不流血的革命。一次起源于教堂的革命。
从这天之后，东德发生了一个接一个的变化，令人目不暇给：10月18日，昂纳克被迫宣布下台，接下来，克伦茨代替昂纳克成为东德共产党总书记。东德当局高层像溺水的人一样，在民众的抗议浪潮中挣扎。时间一转眼到了11月9日。这一天，东德共产党高层为了缓解压力自救，决定公布一个新的旅行条例，并决定由沙博夫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这一简化的东德公民出境办法。到了新闻发布会上，沙博夫斯基开始宣读中央决议：“……允许个人出境，不必说明任何理由……将在最短的时间内批准出境……可以通过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所有边境检查站出境。”
这时一个记者提问说：“什么时候开始执行？”沙博夫斯基被问住了，他随口说：“据我所知，立即执行。”记者们把沙博夫斯基说的“立即执行”理解为立即开放边防检查站的信号，纷纷打电话抢发这个消息。
Guenter Schabowski:我们是想宣布旅行自由并允许东德人出境，彻底离开东德。但是，还有几个具体执行办法。其中一个就是，本来想到第二天清晨才开始执行这个新规定。原来计画让电台清晨四点播放这个规定。四点之前会通知所有的边警。不过，我当时不知道这一点。
就在这时，命运之神的手指轻轻拨动了一下决定着历史前進方向的转盘，沙博夫斯基阴差阳错地说错了话。新闻发布会之后大约一个半小时，成百上千的人就于当晚八点半涌到了柏林墙的边上，要求通过边境。人们呼喊着，“开门！开门！”边警不知所措，僵持了两个小时之后，第一个边防检查站打开了，人们涌向西柏林。午夜时分，柏林墙所有的边防检查站全部开放。
Ines Geipel:当时，我正在德国西部黑森州的一家苹果酒馆里打工，穿着粉红色的德国传统服装。那天晚上，我的老板，是一个土耳其人，把我拽到电视机前说，这个节目肯定是你想看的。这时，我看到了柏林的镜头。人们在欢呼！
1989年11月9日，这道竖立了27年之久，把柏林城撕裂为两半的柏林墙就这样被冲开了。沙博夫斯基被人们称为“开墙者”。
Guenter Schabowski:我不过是历史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使用的一个工具，因为这个事情不可能由别人来做，只能是由高层的人来做。
原声（Christian Fuehrer）：我看着沙博夫斯基手里拿着纸条在念的镜头，我想起圣经里的一句话：“你知道你念的是什么吗？”
象徵着东欧共产极权铁幕的柏林墙倒了。历史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运行的轨迹，我们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们的生活也同样改变了轨迹：经过长时间的反思后，沙博夫斯基写下了《告别乌托邦》一书，宣告自己彻底告别了共产主义思想。
Guenter Schabowski:德国有8000万人，现在可能还有2万思想上没有改变的前东德共产党员。如果这帮人骂我是叛徒，我只能笑笑而已。因为他们这样做只能给自己丢脸。每个诚实的人都能够明白，这样一个共产党在政治上彻底失败了，他们欠下了在边境被打死的年轻逃亡者的命。这个党的领导者应该彻底地反省自己。
克里斯汀．富勒尔，2008年退休，而他始终是德国人眼中和平革命的偶像。
茵尼斯．盖博尔如今在柏林Ernst Busch戏剧表演学院担任教授。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之际，她带着戏剧学院的学生们将东德狱中作家未曾发表的剧作搬上了舞台。一群没有亲身经历过共产极权的年轻人用艺术的方式将历史像一个接力棒一样传递下去。
八九之秋，是一个充满神奇的季节。这个奇迹有可能在遥远的中国再次出现吗？
Christian Fuehrer：人从来都无法想像神迹或某种全新的东西的出现。因此，谁也不必为此感到羞愧。我们当时也以为会遭到“中国式”的镇压，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奇迹。
Ines Geipel:同样的奇迹不会出现两次，不过世上怎么会只出现一次奇迹呢？
柏林墙建于1961年8月3日，墙高3，6米，总长155公里，沿墙设有302个岗楼。截至1989年11月9日倒塌之日，至少106人在试图越墙逃亡西德时被打死，大约200人受伤。柏林墙倒塌后，无数德国家庭重新团聚。
1990年来自世界各地的118名画家来到柏林，在这段残存的柏林墙上留下了他们纪念这段历史的画作。
谁是这场变革的真正推手呢？是民意？是天意？还是上天感受到民心，民心顺从了天意呢？
让我们来一起听听三位历史见证人对这一段经历的回顾，或许他们的故事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克里斯汀．富勒尔（Christian Fuehrer），曾经是东德第二大城市莱比锡当地尼古拉教堂的牧师，在这个教堂里诞生了东德的现代奇迹。
她，曾经是东德国家田径队的短跑健将。1984年，茵尼斯．盖博尔与三位队友创下了4x100米接力的世界纪录。
他就是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原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员，被后人称为“开墙者”的共产党高官。
20年前所发生的一系列出人意料的事件，让我们这部纪录片中的三位主人公与1700万前东德人的生命轨迹发生了一次不可逆转的转折。而这一切又与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曾经发生的一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1989年6月4日凌晨，坦克车的履带生硬地压过柏油路面、碾过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上搭建的临时帐篷，北京城在刺耳的枪声中战栗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学生民主运动在经过了一个多月短暂的生命期后，在血泊中夭折了。北京，这个有着千年皇城历史的城市中心洒满了年轻学生的鲜血。
世界震惊了，紧接着在世界各国展开了一浪接一浪的对中共暴力镇压的声讨。然而当时东德的领导人却似乎想效仿中共来恐吓人民。
（Christian Fuehrer）：克伦茨访问中国时，赞扬中国共产党拯救了社会主义。当时我们就想，看来他们是想在这里效仿所谓的中国模式：开枪，使用武力把人们从街上赶走。大家都感到非常恐惧。
很多东德人通过西德电视看到了“六四”屠城的镜头。恐惧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东德。
原声（Ines Geipel）:那些照片很可怕。死的都是大学生啊，我们自己当时也是大学生。从理论上讲，我们和中国大学生的处境很相似。实际上，镇压发生在中国。我当时觉得非常气愤，再有就是强烈的蔑视，首先蔑视的就是东德的那些官员。
正在耶纳（Jena）大学读德国文学的茵尼斯．盖博尔和另一位女同学一起制作了好几个展板，上面写着“支援中国学生”。她们把展板挂在了学校的墙上。茵尼斯．盖博尔这时还没有意识到，她的生活将因为这个声援中国学生的举动而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
茵尼斯．盖博尔的展板在墙上挂了大约15分钟，就被校方没收。第二天，盖博尔和她的同学就被叫到学校党委办公室训话。被没收的展板成为了她们的所谓“罪证”。校方要求她退学。逃跑的思想开始在她心中萌芽。
Ines Geipe:我想，我再也不想继续过这样的生活，多一天也不想。北京屠杀的景象始终在我脑中徘徊，我知道，为了我自己的一生，我也必须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在东德，人们成天的说啊，说啊。我心里很清楚，空谈是没有用的，我得采取行动。
在当时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华沙条约组织中，匈牙利是自由度最高、改革意愿最强烈的国家。1989年5月2日，匈牙利政府宣布要开始拆除通往西欧的边境设施。
同年6月，匈牙利和奥地利两国外交部长，面对媒体和公众，象徵性的剪开了两国边境的铁丝网。匈牙利的举动，尤其给东德百姓带来了通往自由的希望。
那一年夏天，东德政府忙着准备十月的40周年国庆大典，而老百姓则趁渡假季节涌往匈牙利，伺机逃往西德。布达佩斯的西德大使馆前经常聚集着上千名东德人申报难民，到了8月中，由于人太多，不得不暂时关门。
同年8月19日，匈牙利在索普朗开放了通往邻国奥地利的边境，使民众能到邻国参加“泛欧野餐”。600多名正在匈牙利渡假的东德百姓趁机逃往奥地利，再转道来到西德，开启了柏林墙建成后最大的逃亡潮。告别了家人的盖博尔也加入了逃亡的人潮。
Ines Geipe:我从德累斯顿坐夜车到达布达佩斯。在布达佩斯待了几天后，转车去匈牙利和奥地利接壤的边境小城索普朗（sopron）。我在索普朗前的一个小站下了车。在那里等到夜深人静，村里的人都睡了之后，我开始穿过森林往边境跑。跑步可是我的强项。
盖博尔用来整整一夜的时间在森林跑完了在正常情况下只需要两个小时的路程。第二天清晨，她到达了奥地利。
越来越多的东德人作出了背井离乡的决定，几十万人递交了永久出境申请。在东德当局的眼中，申请永久出境，就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背叛。申请出境者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
一些在不安中等待的人找到莱比锡尼古拉大教堂的牧师克里斯汀．富勒尔，希望能参加教堂组织的活动，在这里说出心中的困惑和痛苦，寻求心灵的慰藉。
截至1989年，莱比锡的尼古拉大教堂已经连续七年，每个星期一举办一次“和平祈祷”，传播“非暴力”的思想，呼吁和平。除了每年的暑假之外，从未间断过。
89年的9月4日，是这一年暑假过后的第一个星期一，正好赶上莱比锡举办展览会，因此有大量西方记者来到这个城市。莱比锡市政府的官员把尼古拉大教堂的牧师们都叫到市政厅开会，要求他们推迟一周再开始举行“和平祈祷”，遭到了牧师们的拒绝。在牧师们的坚持下，“和平祈祷”照常举办。祈祷结束后发生的一幕，使这一天的“和平祈祷”成为了东德和平革命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
Christian Fuehrer：教堂里聚集了1500人，我们走出去时，我发现西方记者已经围成了一个大的半圆，在那里拍摄。开始时，我还很不高兴，认为他们把我们都拍下来，无异于替国安提供情报。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突然意识到，他们的存在有多重要。因为，几个年轻人突然从夹克里抽出了一个横幅，上面写着“国家开放，人民自由”。横幅举起来不到20秒，国安员警就当着所有记者的面把打横幅的人扑倒在地。
当晚，尼古拉大教堂前的这一幕在欧洲各大媒体上不胫而走。自由媒体在这场和平革命中发挥了它的威力，从莱比锡传来的图片和镜头让坐在东柏林的东德政治局高官们感到极度不安。
Guenter Schabowski:东德人民的崛起以及两德的统一，我认为，如果没有媒体的作用的话，是不可想像的，至少是会慢得多。举例来说，当时的民众运动是从莱比锡的星期一抗议遊行开始的。抗议遊行的消息通过媒体传播开来。人们把莱比锡的遊行当作了行为榜样，纷纷效仿。
另一个例子就是东德人的大规模逃亡。逃亡的照片引发了两个效应：一个是东德政府的国际声誉急速下降。人们看到这些逃亡的景象都在想，东德边境的保安措施这么严密，每天却能有十几万人逃离这个国家，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媒体在当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电视和电台。电视图像和电台每日的广播对民众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让东德共产党的高官们坐立不安的事情日复一日地发生着，莱比锡的尼古拉大教堂成为了和平革命的象徵。全东德的民众纷纷慕名而来。
Christian Fuehrer：员警开始封锁所有通往尼古拉教堂的道路。开始的时候，他们没有带警犬和警棍，只是摆出一副威胁的样子而已。但是，这种恐吓没有奏效。老百姓对他们视而不见。这让东德的员警感到很诧异。随后，他们封锁了高速公路的出口，没有挂莱比锡车牌的车子，星期一下午全都不让進城。员警同时封锁了火车站，没有莱比锡居住证的人也不让進城。他们越这么做，结果来的人就越多。
89年的10月，没有人意识到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即将到来。10月7日，前东德国家主席昂纳克在东柏林的共和国宫内举办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的庆典。这时的昂纳克对东德“铁打的江山”似乎依然信心十足。他不知道，两天之后，一场和平革命将要大规模地爆发。
10月9日，又到了一个星期一。由于各地来参加和平祈祷的人太多，尼古拉大教堂人满为患，富勒尔牧师求助于市内其它的教堂，请他们协助同时举办“和平祈祷”。这一天，莱比锡市中心的几个教堂内一共聚集了6000馀人。刚过中午，尼古拉教堂里来了大量不速之客。东德当局派来大约1000名党员，前来“占领”教堂。
Christian Fuehrer：他们的任务是占领教堂，所以下午两点半就進来了。他们不知道，已经有人给我打了匿名电话，告诉了我他们是谁。我对他们说，欢迎他们来到尼古拉大教堂，我们的教堂对所有人开放。不过，我很奇怪他们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工人阶级不得等到下午4点才下班吗？……我觉得，上帝太有幽默感了，竟然把这些党员送到了教堂里。因为，我们平时怎么叫他们，他们也不来。现在党再也无法把他们亲眼所见所闻的东西从他们的头脑中抹掉了。
傍晚6点多，当富勒尔牧师做完祈祷，从教堂出来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教堂前的广场上人头攒动，人们用双手捧着点燃的蜡烛，烛光汇成了一片光的海洋。据西德媒体报导，这一刻聚集在尼古拉大教堂周围的示威民众足足有七万人。这是东德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遊行。
Christian Fuehrer）：我惊讶极了，我对周围的人说：“请大家往旁边让一让。教堂里还有2000人要出来，加入到你们的队伍里”。大家出来后，队伍开始缓慢的向前移动。我们当时不知道有多少人。人们和平地向前走着。
这些人生于希特勒时代，后来又生活在一个严厉的无神论社会。在纳粹时代，他们接受的是种族仇恨、战争的教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接受的又是阶级斗争的教育，不信神和耶稣，认为这些都是胡说，根本不存在。几十年来受这样影响的人，如今全都接受了“非暴力”的思想，不仅如此，他们是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这一非暴力的原则。
自从89年9月之后，每周一的“和平祈祷”之后，东德员警都会守在尼古拉大教堂门口打人、抓人。10月9日，当七万人聚集在尼古拉教堂周围的街道上时，谁也不知道即将会发生什么。由于担心军警镇压，参加遊行的人都把孩子留在了家里。
根据事后的了解，前东德国家安全部部长梅尔克已经下令，要求莱比锡的军队严阵以待，“彻底摧毁示威遊行”。但是，莱比锡的军队将领们打到柏林的请示电话却迟迟得不到回复。柏林的行政机构在这一天莫名其妙地像瘫痪了一样，毫无声息。没有人知道柏林的高层为什么始终没有回复，就在莱比锡的将领还在等待的时候，七万人的遊行队伍浩浩荡荡地走上了环城道。
Christian Fuehrer：当遊行的队伍回到尼古拉教堂前的广场时，我有两个很强烈的感受，一方面我松了一大口气，因为当局没有進行“中国式”的镇压，没有开枪，没有死人，遊行的民众也始终遵循着“非暴力”原则，非常和平。再有就是，我意识到，从这天晚上开始，东德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东德。这个国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是我们还无法预估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40年东德共产极权在人们心中所制造的恐惧，就这样在一转眼间像一堵墙一样奇迹般地被冲破了。
Christian Fuehrer：如果有什么可以称作是奇迹的话，那这就是奇迹了。德国还从来没有过一次成功的革命。这是德国历史上首次不流血的革命。一次起源于教堂的革命。
从这天之后，东德发生了一个接一个的变化，令人目不暇给：10月18日，昂纳克被迫宣布下台，接下来，克伦茨代替昂纳克成为东德共产党总书记。东德当局高层像溺水的人一样，在民众的抗议浪潮中挣扎。时间一转眼到了11月9日。这一天，东德共产党高层为了缓解压力自救，决定公布一个新的旅行条例，并决定由沙博夫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这一简化的东德公民出境办法。到了新闻发布会上，沙博夫斯基开始宣读中央决议：“……允许个人出境，不必说明任何理由……将在最短的时间内批准出境……可以通过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所有边境检查站出境。”
这时一个记者提问说：“什么时候开始执行？”沙博夫斯基被问住了，他随口说：“据我所知，立即执行。”记者们把沙博夫斯基说的“立即执行”理解为立即开放边防检查站的信号，纷纷打电话抢发这个消息。
Guenter Schabowski:我们是想宣布旅行自由并允许东德人出境，彻底离开东德。但是，还有几个具体执行办法。其中一个就是，本来想到第二天清晨才开始执行这个新规定。原来计画让电台清晨四点播放这个规定。四点之前会通知所有的边警。不过，我当时不知道这一点。
就在这时，命运之神的手指轻轻拨动了一下决定着历史前進方向的转盘，沙博夫斯基阴差阳错地说错了话。新闻发布会之后大约一个半小时，成百上千的人就于当晚八点半涌到了柏林墙的边上，要求通过边境。人们呼喊着，“开门！开门！”边警不知所措，僵持了两个小时之后，第一个边防检查站打开了，人们涌向西柏林。午夜时分，柏林墙所有的边防检查站全部开放。
Ines Geipel:当时，我正在德国西部黑森州的一家苹果酒馆里打工，穿着粉红色的德国传统服装。那天晚上，我的老板，是一个土耳其人，把我拽到电视机前说，这个节目肯定是你想看的。这时，我看到了柏林的镜头。人们在欢呼！
1989年11月9日，这道竖立了27年之久，把柏林城撕裂为两半的柏林墙就这样被冲开了。沙博夫斯基被人们称为“开墙者”。
Guenter Schabowski:我不过是历史在那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使用的一个工具，因为这个事情不可能由别人来做，只能是由高层的人来做。
原声（Christian Fuehrer）：我看着沙博夫斯基手里拿着纸条在念的镜头，我想起圣经里的一句话：“你知道你念的是什么吗？”
象徵着东欧共产极权铁幕的柏林墙倒了。历史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运行的轨迹，我们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们的生活也同样改变了轨迹：经过长时间的反思后，沙博夫斯基写下了《告别乌托邦》一书，宣告自己彻底告别了共产主义思想。
Guenter Schabowski:德国有8000万人，现在可能还有2万思想上没有改变的前东德共产党员。如果这帮人骂我是叛徒，我只能笑笑而已。因为他们这样做只能给自己丢脸。每个诚实的人都能够明白，这样一个共产党在政治上彻底失败了，他们欠下了在边境被打死的年轻逃亡者的命。这个党的领导者应该彻底地反省自己。
克里斯汀．富勒尔，2008年退休，而他始终是德国人眼中和平革命的偶像。
茵尼斯．盖博尔如今在柏林Ernst Busch戏剧表演学院担任教授。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之际，她带着戏剧学院的学生们将东德狱中作家未曾发表的剧作搬上了舞台。一群没有亲身经历过共产极权的年轻人用艺术的方式将历史像一个接力棒一样传递下去。
八九之秋，是一个充满神奇的季节。这个奇迹有可能在遥远的中国再次出现吗？
Christian Fuehrer：人从来都无法想像神迹或某种全新的东西的出现。因此，谁也不必为此感到羞愧。我们当时也以为会遭到“中国式”的镇压，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奇迹。
Ines Geipel:同样的奇迹不会出现两次，不过世上怎么会只出现一次奇迹呢？
柏林墙建于1961年8月3日，墙高3，6米，总长155公里，沿墙设有302个岗楼。截至1989年11月9日倒塌之日，至少106人在试图越墙逃亡西德时被打死，大约200人受伤。柏林墙倒塌后，无数德国家庭重新团聚。
1990年来自世界各地的118名画家来到柏林，在这段残存的柏林墙上留下了他们纪念这段历史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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