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启博 译
译注：2005年8月14日是波兰团结工会诞生25周年。美国劳联产联教师工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 AFL-CIO)季刊 “美国教育者” (American Educator) 2005年夏季号刊出美国自由之屋(Freedom House)研究主任 阿奇·帕丁顿(Arch Puddington)著作片断以为纪念。该文记述劳联产联前主席兰恩· 科克兰 (Lane Kirkland)对团结工会的支援。帕丁顿先生惠予我版权许可， 将该文翻译刊布于此。
“六？四”屠杀之后，苏联和东欧的共党政权相继垮台。海外华文出版物上有人据此时间顺序称我们中国人的抗争引发了苏联和东欧的社会改革，我以为这样说是自视偏高了。1956年中国人还在向毛泽东山呼万岁时，以波兹南事件发端的波兰人民抗争就迫使波共更换了中央头目。1984年邓小平略作改革姿态，中国知识分子就感激莫名，北京学生游行还专门向邓致敬，这时波兰的独立团结工会已经和波共分庭抗礼了数年。中波两国历史都铭记着1989年6月4日。 在中国是因为这一天中共的子弹敉平了改革民主运动， 在波兰是因为这一天是波共和反对派协议的选举日，压倒多数的选票把波共赶下了台。以波兰非暴力反对运动的胜利，对照中国社会进步的艰难步履， 应该看到的是波兰知识分子和民众之总体觉悟，非暴力抗争起步之早和范围之广，都超过中国。 波兰民众在1980年代用团结工会替换了统一工人党(波共)， 1990年代以后又用新起政党替换了团结工会，执政党由选民决定弃取，拒绝打下江山就永远坐江山的封建信条，显示了公民社会的成熟。同时不应忽略的是， 波共领导人物如雅鲁泽尔斯基， 比中共首领如邓小平总还多了一点人性，“杀二十万人换来二十年稳定”的事，他终究下不了手。
“自助而后人助”， 美国工会和西欧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看到了波兰民众改革社会的意愿，所以伸出援手。 相形之下，中国民众变更极权体制的意愿， 也就是“自助”的程度，还欠一些火候。
1980年8月14日，在波兰波罗的海港口城市格但斯克(Gdansk,)的列宁造船厂，工人罢工反对这个国有企业的领导层。 事情的导火线是共产党当局宣布大幅度提高主要食品价格，以及解雇几个甚孚众望的工人。但罢工的实际目标指向共产主义本身：共产体制对人民无所不在的控制， 部分机关徇私腐败的痼疾，政府与波兰宿敌俄国的结盟，当局的无神论政策， 官方媒体的谎言，归根结底，是反对波共当局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剥夺劳工的基本权利，
最先领悟到这次初起的罢工意义重大的人当中，有兰恩·科克兰 （Lane Kirkeland），美国劳工组织劳联产联（AFL-CIO）的主席。 罢工先从格但斯克向其他波罗的海港口城市蔓延， 然后扩展到钢厂，拖拉机厂和纺织企业。科克兰注意到罢工组织性高，策略巧妙，参加的工人很有纪律。 过去波兰工人只会用不分青红皂白的抗议和骚乱发泄愤怒，这次却能在社区中争取广泛支持，通过民主程序选举领导人和谈判委员会，诉求既有工作场所安全这种小问题也有全体波兰公民民权那样的大问题，表现得像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老练的工会成员。团结工会就这样开始了。这个独立的波兰工会经过九年斗争推翻了波共当局，也开启了世界各地颠覆共产主义的局面。
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引起科克兰很大兴趣。瓦文萨是列宁造船厂电工， 因从事劳工运动被开除。他看来具备劳工阶级英雄的领袖魅力。他没受过正规教育，没有意识形态偏好，信仰天主教，天性热爱自由。在瓦文萨领导下，团结工会在与当局谈判中提出一系列共21条要求。内容既包括参加独立工会和增加最低工资这类有关工厂的局部问题，也有废止检查制度，国家电视转播星期天弥撒和国有企业管理委员会中工会代表权这样的影响更广泛的问题。有几项要求与宗教信仰权有关。团结工会领导层从一开始就尊波兰出生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II)为自己事业的精神领袖。多数人认为教皇1979年6月访问波兰引发了团结工会运动，这个运动当面对说谎的波共政府讲出真相。在整个1980年代中，即使在与政府冲突面临重重危机的黑暗时刻，教皇的坚定支持始终鼓舞着团结工会。
而且，科克兰特别注意到，当格但斯克罢工迅速演变成要求工人权利，言论自由和民权保障运动，并且波及全国时，波兰当局反应软弱无力。当局避免诉诸暴力，没有捕人。当罢工领导显然对当局的呼吁和威吓置之不理时， 当局采取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措施：罢工的第八天，波兰政府坐下来和工人谈判，最终接受了罢工者的大部分要求。
1， 科克兰和劳联产联就团结工会问题对抗美国政府
格但斯克罢工开始一周后，科克兰明确表示美国劳工组织要帮助波兰工人，这一立场与美国外交政策相抵触，使科克兰站到了卡特政府高级官员的对立面。当时美国外交圈子里的共识是苏联决心挫败对自己统治东欧的任何挑战，因此团结工会这种反共运动注定失败。在欧洲的美国外交官对团结工会造成美国与克里姆林宫关系恶化颇为不满。
美国外交部门相信西方应避免援助威胁东欧现存态势的势力，否则可能给莫斯科提供动用武力的借口。但是，对于西方工会援助波兰工人会挑起波兰政府进一步压迫和苏联入侵波兰的说法，科克兰予以直截了当的拒绝。他在答记者问时这样总结了自己的立场：
我相信苏联及其波兰仆从政府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会采取压迫和入侵行动。能让他们不动手的主要原因有二：
（1） 他们可能希望罢工会自己垮台，工人回到被奴役剥削的状态。 （2）他们知道如动手就要付出代价。
我所接触过铁幕国家中的每个自由斗士，都强调他们的生存和希望极大地依赖于自由世界给予他们的支持，关注和知名度。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这种支持，关注和知名度损害过他们。我相信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关注和支持他们比在暗中进行效果更好。
泰迪·格里森 （Teddy Gleason）， 国际码头工人协会主席 （International Longshoremen’s Association, ILA）先前也宣布， 他的工会代表美国东海岸和墨西哥湾各港口11万码头工人，将拒绝装卸波兰货物。科克兰此时也致函国际自由工会联盟(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 ICFTU) 和国际运输工人联盟(Inter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 Federation)， 要求他们支持国际码头工人协会的行动。
1980年8月31日，科克兰在电视节目“会见媒体”上说如果波兰问题不能很快解决，国际劳工组织将大规模封锁波兰货物运输，还宣布劳联产联将向团结工会提供现金和其他协助。这时科克兰已经看出波兰局势有可能导致一场漫长和艰苦的斗争，从而将东欧从苏联控制下解放出来。他说“共产党当局认可一个多元组织，这是第一次”， “此事的影响会极为深远”。 当时没有其他人有他的这种远见。
从一开始，科克兰就认为后来成为团结工会的波兰工人运动的特征和潜力完全不同于1970年代苏联集团各国内的地下组织和异议抗议。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写了精彩的论战文章，在共产党当局的凶暴面前表现了极大的勇气。但在团结工会产生之前，当局一直有能力轻易敉平规模小，自发产生，派别分立的反对活动。苏联可以把异议分子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 和弗拉季米尔·布科夫斯基 (Vladimir Bukovsky) 监禁或迫其流亡国外，但波兰当局无法把整个劳动阶级都流放或监禁。
科克兰支持团结工会使他与卡特当局直接冲突。尽管卡特当局承诺保障人权，国务卿 埃德蒙德·马斯基(Edmund Muskie) 却决定以悄悄外交处理波兰危机最有成果。 1980年9月3日，他召科克兰到他办公室共进午餐，席间他对劳联产联刚发起的援助波兰基金给以“负面评价”，宣称美国劳工组织公开支持波兰团结工会可能被克里姆林宫“有意曲解”来作为军事干预的理由。马斯基反对援助波兰劳工不乏支持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劳拉·路易斯 （Flora Lewis）就称这一援助是“极为不幸的”。
团结工会不同意美国国务院对美国劳工介入波兰局势的评价。9月12日，瓦文萨说由于工会在波兰国内没有物质资源，所以欢迎外部援助。他特别指出，“援助从来不会造成政治上尴尬。 例如，我们很感谢美国劳联产联的援助。他们帮我们是好事，无论何时只要我们力所能及，我们也帮助他们。”
虽然科克兰和瓦文萨直到1989年才见面， 但从一开始，不能见面谈话就没能阻挡两位工人领袖的紧密关系。两人都是献身工运的工会领导，都相信国际劳工团结是对抗独裁的强大力量，都相信虽然共产体制残暴和极权，但反对运动享有群众支持。瓦文萨不理会波共当局的威胁和苏联首领的嚣张，也没听从美国驻华沙使馆有礼貌的建议，为此科克兰赞扬瓦文萨的冒险精神。当时科克兰还不知道，波共官员力劝瓦文萨不和劳联产联往来，因为这个组织是中央情报局的工具。 瓦文萨多年后说“我根本不听他们的”。瓦文萨的感谢加强了科克兰的决心，他告诉“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杂志他要以各种可能方式，包括金钱，帮助波兰人，并再次否定帮助团结工会会导致苏联入侵的说法。“我不相信工会行动要那样小心翼翼。我们是自由工会运动，我们所知的唯一活动方式是自由表达意见。”而且，“苏联作何行动取决于他对自己利益的估量，不取决于我会说什麽”。
科克兰也明白，劳联产联作为团结工会在西方主要支持者，承担了独一无二的责任。虽然科克兰支持波兰工会坚如磐石，但他的言论行动从不莽撞。他和他的助手都审慎地避免评论波兰局势发展。在处理与团结工会关系时，科克兰的基本政策是一切以瓦文萨及其波兰顾问的意向为转移，避免任何可能被解释成强加美国意愿的行动。他说“我们的政策由团结工会的需要决定”。
卡特政府高级官员中，国家安全顾问 齐格纽 布热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波兰裔美国人) 对科克兰的波兰政策最为同情。12月，布热津斯基告诉科克兰，美国情报界相信苏联入侵波兰已迫在眉睫， 为了事先有所准备， 布热津斯基拟定了一个美国报复入侵可采取的行动清单，准备送给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 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提醒他苏联干预波兰不会没有后果。 科克兰说团结工会朋友遍全球，如果苏联动手，苏联和波兰货物在全球以飞机轮船和火车运输都将受抵制。布热津斯基把抵制威胁也加到了他的清单上。
劳联产联由各分支工会捐钱，在工厂门口募款，为支援团结工会而成立的青年组织义卖T恤衫和其他纪念品，在大学校园组织声援团结工会集会，到1981年1月中旬，筹集了16万美元。 西德，法国，日本及其他国家工会也向波兰工会提供物质援助，捐款主要用于购买印刷和其他信息传播设备。
1981年夏，科克兰成为团结工会在自由世界最坚定的支持者。 当年9月团结工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几名外国人被波共当局禁止入境出席，科克兰是一个。团结工会代表们注意到这项禁令。华沙工会领导人，前生物教师维克多·库勒斯基(Wiktor Kulerski)指出“如果波共禁止科克兰出席我们的代表大会， 那他必定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团结工会领导人在大会上宣读了偷运进波兰的科克兰的讲话稿，全场热烈欢呼。
戒严令宣布
波共不动手镇压团结工会的原因一直是感觉自己力有不逮，而不是愿意改革。雅鲁泽尔斯基成了波共新领导人（他在1970年镇压过反抗当局的工人）以后， 苏联人不愿意入侵波兰，但私下向他施加巨大压力，要求波共恢复国内秩序，消灭团结工会。1981年里团结工会与当局冲突不断，接近年底时美国情报官员收到紧急警告：重大镇压即将来临。
1981年12月13日，当局动手了。安全部专司镇压政治反对派的单位“左摩”， 即摩托化后备民兵 （波兰名称是Zmotoryzowane Odwody Milicji Obywatelskiej ，ZOMO， 英译为Motorized Reserves of the Citizens Militia）逮捕了大批刚在格但斯克开完会的工会领导人，包括瓦文萨。雅鲁泽尔斯基实行了一系列戒严措施，宣布团结工会为非法。左摩和其他安全部单位侦骑四出，搜遍全国，闯入住宅，截留旅客，追捕在格但斯克逃脱的工会领袖。
戒严令下达时，科克兰宣告“团结工会的战斗就是我们的战斗，我们不会袖手旁观。”他呼吁西方政府和国际自由工会联盟立即策划惩罚波兰当局。
12月15日， 美国新任总统里根召科克兰到白宫讨论波兰危机。科克兰告诉里根，他的政府对戒严令没作出足够反应。里根问美国政府应该怎样反应才够，科克兰直截了当指出自己认为的要害问题：西方政府和银行历年来借款给波兰当局数十亿美元，用于失败的经济发展计划，贷款迄今未还。美国应正式宣布波兰当局违约拖欠，辅以搞坏波兰借款信用的其他措施，这样波兰当局将无法再获得贷款。科克兰还告诉里根，劳联产联历年来已在波兰建立了地下网络，现在将用来输送物资给尚未被破坏的团结工会组织，“我们有联络网来做这件事， 我们将动用所有资源，任何物资送进波兰都会有帮助。”里根结束会见时说他会考虑科克兰的意见。
在整个波兰危机期间，科克兰一直批评里根政府对雅鲁泽尔斯基当局的政策不当。他认为世界金融界极力反对利用债务使波兰政府成为违约拖欠人，而与金融界关系密切的共和党左右了里根政府对波兰政策。
里根政府的确对波兰进行了制裁，但这些措施基本上是象征性的：取消波兰国家航空公司着陆权，禁止波兰商业渔船在美国水域作业， 禁止进出口银行保险与波兰的业务关系。里根没有采取步骤对抗苏联，也没有利用债务宣布波兰政府欠债和破产。尽管如此，里根并不想把东欧永远给苏联统治。他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垮台，他的政策也是按这个方向制定的，只是美国国务院觉得东欧变天还很遥远。 科克兰认为里根当局及国务院都不关心团结工会是否能作为合法工会站住脚。 波兰政府组织政府控制的工会来替代团结工会，美国国务次卿要求科克兰承认政府的工会，科克兰说“没有团结工会就没有民主”。
戒严实行一年以后，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停止对波兰社会的所有管制，只有对团结工会的禁令继续有效。戒严令解除时，还有约2000名政治犯在押，当局准备以叛国罪审判11个工会积极分子。不顾团结工会仍然被禁，以及关押和审判，里根政府在4个月内正式放松了对波兰的一些制裁措施。1987年初，里根政府取消对波兰的所有剩余制裁措施，也就是停止了对团结工会的支持。团结工会只能在地下孤军奋战了。
2， 劳联产联怎样偷运援助物资给团结工会
1981年12月戒严令刚下达， 科克兰就动手组建连接美国工会和波兰地下团结工会的秘密网络。一个最重要的通道经过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团结工会根据瓦文萨指示曾在布鲁塞尔建立办公室，在戒严时期代表团结工会的利益。团结工会积极分子 杰尔吉·米卢斯基(Jerzy Milewski) 戒严开始前两天离波兰去西方访问，他被选中负责这个办公室。另一个民主反对运动老兵 米洛斯拉夫 阔耶奇(Miroslaw Chojecki)负责建立向波兰地下组织输送钱，印刷机，计算机和其他物资的路线。
科克兰有一小批助手和他一样忠实于团结工会事业，科克兰就依靠他们运作对波兰的行动。 科克兰的助理汤姆 坎恩（Tom Khan）曾辅佐民权运动领导人贝亚德·若斯汀(Bayard Rustin)， 现在领导对波兰作业。1980年中期，埃德里恩·卡拉特尼奇 (Adrian Karatnycky)
也参加进来。他是乌克兰裔美国人，精通波，俄和乌克兰语，多次参加反苏抗议运动。科克兰主要从支持团结工会委员会得到戒严令下波兰国内的真实资讯。委员会有以下主要成员：
艾琳娜·拉索塔 （Irena Lasota）, 她在波兰读大学期间参与反体制活动被迫害而移民美国，
埃里克·切诺维斯 (Eric Chenoweth)， 曾任劳联产联职员的政治活动分子。他们与团结工会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团结工会主要有三种需要：用来接济被捕积极分子的家庭和维持地下组织的现金， 用于地下出版的印刷机和有关设备， 旨在削弱当局控制的罢工和其他非暴力行动所需的大笔财务援助。
因为纸币可以较方便地藏在衣服，行李或汽车中，携带现金过境没有问题。 但运送印刷设备入境就难一些。 首先，一些过分热心职守的西欧官员可能不放行，因为运输这些设备常常也违反这些发货起点国的法律。更难的是通过波兰边境检查。为了和波兰当局斗智，阔耶奇建立了以几个欧洲城市为起点的运输网，主要在瑞典和法国。多数货物运达无误，但也有几次重大失手。他有几次布鲁塞尔办公室把大件发货用假运单装卡车运，因此受到批评。有一次波兰当局在格但斯克截住3辆卡车，没收了14台印刷机，5台复印机，9500个印刷机字模，17套光敏字模，以及无线电话和文件。这些物资被放在体育馆展览并在电视上播出， 作为波兰社会主义的敌人搞颠覆活动的证据。 这些失败令经手人沮丧，但是损失是不能完全避免的。
劳联产联驻巴黎的国际事务主任尔文·布朗 （Irving Brown）认为需要更多的进出波兰通道。因为现在团结工会的地下活动已经分散而没有中央领导，所以通道越多越好。布朗挑选米洛斯拉夫·多敏奇克 (Miroslaw Dominczyk)开辟第二条路线， 他是吉尔斯城 (Kielce)团结工会积极分子，戒严后遭拘留一年，被迫流亡。多敏奇克到美国后被赋予偷运任务，他的代号是“寇斯劳”。（Coleslaw, 沙拉中切细的卷心菜）。
戒严初期波兰当局截获了一批印刷器材，多敏奇克主要负责把类似的器材送到地下组织手中。因为伦敦能买到那种印刷器材的二手便宜货，而且与波兰国内技术器材配套，多敏奇克就移驻伦敦工作。伦敦住有年老波兰裔居民，乘大巴士访问故国。多敏奇克说服大巴士司机在每月去波兰时偷运印刷器材。司机并不把器材送给收货人，只把大巴士钥匙放在预先安排地点。地下人员拿钥匙去大巴士取走器材，再把钥匙送回司机的旅馆房间。多敏奇克还安排了其他用卡车和汽车的备用路线，甚至把印刷器材藏在电冰箱中运输。
然后多敏尼克想到一个大大简化他的工作的主意。他安排负责印刷的地下人员作为旅游者访问伦敦，在伦敦教他们拆装印刷设备。然后他就开始偷运印刷机零件，这比整机的风险小得多。他还说服丹麦和瑞典游艇船员前往波罗的海沿岸时携带器材，在近海转交给驾小船的团结工会会员运上岸。
多敏尼克也吃过败仗，有一次他费大力安排的胶印机进入波兰海关后，团结工会地下人员担心官方正在监视而未敢提货，胶印机被退回，他沮丧得哭了。1987年他的7台胶印机，印版，油墨和备件在东德被截获，是他最大的一次失手。劳联产联是波兰团结工会最大的，但不是唯一的物资援助者。全欧洲的工会都对地下组织提供了设备。团结工会老会员说，欧洲工会中最慷慨的支援来自法国，包括法共领导的劳工大联盟（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r）。 在意大利也一样，共产党领导的和非共产党领导的工会都作了贡献。
地下印刷不可或缺
国外援助对团结工会起到的最大作用是保持了地下印刷。团结工会积极分子维克多 库勒斯基生动地回忆道“我们在戒严时期从国外得到的印刷机就象战争时期的机枪坦克一样重要。”印刷出版物包括油印的工厂新闻，知识分子杂志和有广大读者的报纸。西方经济支援惠及整个出版体系, 从印刷机到印刷机操作者，到写稿的记者，再到发行投递人员。
印刷的重要性怎样强调也不过分。因为团结工会已被宣布非法，工会积极分子除了作些罢工和抗议之外，已不能像民主反对派领导人或成员那样活动。他们能起的作用大大减少，整个波兰社会沉入疲劳困顿。出版物成了唯一与波兰社会对话的手段，也是团结工会保持对未来的希望，并提醒当局团结工会合法才有和平的唯一方式。
在某种程度上，出版物成了团结工会的代理人，负起团结工会如果合法就会承担的责任。出版物披露工伤事故，管理层腐败，报道受工伤和官方压迫之害的家庭的苦难，呼吁人们帮助。当西方政府资助的广播，特别是自由欧洲电台选播这些报道时，其影响大增。
地下印刷出版了久已被共产政府禁止的书籍，例如乔治·奥维尔(George Orwell) 的反极权经典作品 “动物农场”， 和汉娜· 阿伦特 (Hannah Arendt) 和卡尔·加斯伯斯 (Karl Jaspers)等哲学家的书。有的杂志抨击参与压迫者。 杰斯拉夫·别列基 (Czeskaw Bielecki) 是地下出版组织负责人，他发行了名为“尊严”的杂志，抨击警察，供稿者有官方民兵成员。他的另一个杂志名为“堡垒”，面向军队读者， 稿件主要由3位中校军官撰写。
当反对派挑战极权体制时，极权当局常用内务安全部间谍，双面特务来渗透反对派。当时也有不少谣言说政府特务混入团结工会组织。波共倒台以后多年，波兰国家议会委员会调查前国家安全部使用何种手段对付团结工会时，格但斯克的团结工会早期领导人伯格丹·伯鲁斯维兹 (Bogdan Borusewicz)任委员会成员。他发现虽然波共当局在渗透地下组织时小有成就，但没能阻止输入钱和物资。他相信所有送给地下组织的钱都安全通过了波兰边界检查站。
1988年，团结工会和当局的斗争进入僵持阶段。一方面，当局在政治领域内清楚地占了上风。雅鲁泽尔斯基对自己的权力有足够自信，以至于取消了戒严令，释放了政治犯，放松了国际旅行限制。这些措施在国际上美化了他的形象，更多的外国视他为爱国的波兰人，认为他的镇压措施是为了防止苏联入侵。（外国对雅鲁泽尔斯基抱有的这个善良期望后来证明没有根据，1990年代发现的文件显示他一直在积极谋求苏联干预，而不是像外国广为相信的那样向莫斯科争辩反对入侵。）虽然雅鲁泽尔斯基可以说他已经压倒了团结工会，他管理的经济却病入膏肓，只要政府得不到人民支持，这个局面局就很难改变。
这时团结工会发动一系列罢工，决心以此转变局势并说服当局社会和平需要包括团结工会在内的解决办法。这时，外国援助，特别是劳联产联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援助，变得十分重要。如果没有罢工基金，矿工和其他工人就不能接受停工带来的经济损失。虽然罢工没能令政府瘫痪，但它说服了政府与反对派重开谈判，寻求某种全国性协议。 结果政府同意举行全国选举，反对派虽然不能以团结工会的名义作为政党参选，但可以提出自己的议会候选人，而政府将接受选举结果。
虽然许多观察家说从这项安排得到较多好处的是当局而不是团结工会，但这是一项有历史意义的发展。有些人怀疑共产党会允许公正的选举，另一些人预料波兰选民将选择强人雅鲁泽尔斯基， 而不把赌注下在没有治国经验的团结工会身上。但是科克兰坚信只要当局不造假，团结工会就会轻松取胜。他的论据是，如果要在压迫和自由之间选择，波兰人民，而且任何国家的人民，都选择自由。多年后，他这样解释他当时对团结工会取胜的信心：
我当时相信，现在仍然相信，文明社会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历史就要前进。这个决定不是在外国政府里或者强权的宫殿中作出的，而是在街道上和工厂里作出的。如果达到了（导致原子爆炸的）临界质量，而你还要阻止它发生，除了大规模屠杀和把全国锁上铁链之外别无他法。
不论雅鲁泽尔斯基犯过什麽罪行，他没有想屠杀成千同胞来保住自己的权力。像所有独裁者一样，他动用了自己所有的优势对付反对派。官方媒体大力鼓吹波共候选人的成就，刻意不提反对派候选人。波共随意动用政府权力，出动警察监视团结工会集会，检查与会者身份证，记录姓名地址。美国政府官员对团结工会前景悲观，波共则坚信自己会赢。
布朗尼斯拉夫·杰列米克 (Bronislaw Geremek) 那时任瓦文萨的顾问（后来成为波兰外长），他来美旅行时，劳联产联和波兰裔美国人社区为了减小团结工会财力的劣势，给了他10万美元作为团结工会选举经费。这位未来的波兰外长在华沙过海关时被搜身，官员把搜出的钱摆开照相， 媒体充满了国外势力集团企图影响波兰选举的详细报道。 但官方允许杰列米克把钱带走，他相信原因是政府对胜选有信心。
选举胜利
当局对选举完全错估了形势。选举定于于1989年6月4日（!）举行， 团结工会候选人获压倒性胜利， 囊括国会下院所有由选举决定的席位，和上院100个待选席位中的99个。尽管反对派和雅鲁泽尔斯基的协议要求反对派与波共分享政权，团结工会的大胜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波共在波兰的统治。1989年底，所有东欧苏联集团国家的共产党独裁都垮了台。
总结起来看，劳联产联一共给了团结工会400万美元。戒严令之前和戒严除期，劳联产联的波兰工人援助基金共募得50万美元。1984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成立，劳联产联为波兰获得的款项大幅度增加。劳联产联1977年建立的自由工会研究所 (Free Trade Union Institute) 用民主基金会的资助给了团结工会170万美元。1988和1989年国会批给劳联产联100万美元用于团结工会。
团结工会领导层把科克兰尊为他们最忠实的朋友和他们在华盛顿权力中心的代表。就像团结工会首席发言人亚努兹·奥尼兹吉维奇 (Janusz Onyszkiewicz) 所说：“我们明白科克兰在美国政治中的位置。 我们知道总统们来来去去，但科克兰永远不走。”
安朱杰伊·塞林斯基 (Andrzej Celinski) 是团结工会重要官员， 他认为科克兰理解欧洲政治，相信欧洲共产国家能发生剧变，所以能用他美国劳工领袖的权力对波兰产生重大影响。塞林斯基在戒严之前访美，试图说服有影响的美国人“中欧有机会实行民主”。那时他见到了科克兰。他回顾说“我们相信中欧实现民主需要美国积极参与，因为欧洲政治领导人都习惯了欧洲分裂局面，而且仍然信奉二战结束时确保苏联在欧洲势力范围的雅尔塔和波兹坦协议。同时我需要说服美国人不要用莫斯科的观点去看中欧事务。
科克兰是美国人中极少的几位理解我们的人之一。他知道美国能根据基本价值而不是自我感觉良好与否制定政策。美国的这种自我感觉阻碍在欧洲采取重要行动。
你无需对科克兰解释你的看法。他懂得欧洲，他知道那里的事情复杂，他理解梦想和现实的差别。他知道为什麽有些事不说出来反而更好。和科克兰谈20分钟可能比和另一个人谈两小时更有成果。美国人里语言和思维和我们相通的，他是唯一的一个。”
1990年，科克兰夫妇和劳联产联代表团前往华沙和格但斯克，参加团结工会第二届大会。从波兰国内发起民主革命和从波兰国外支持革命的人胜利地聚会了。访问中科克兰夫妇去神父杰吉·帕皮鲁兹克(Jerzy Popieluszko)墓地献花。神父是因坚决支持团结工会被保安警察谋杀的。他们准备离开时，一个教堂管理人说：“你应该知道， 戒严时期波皮鲁兹克神父每次祈祷时都提到兰恩· 科克兰的名字。”
科克兰后来写道“我当时无言可对， 但是在给我盖棺论定的那天，我愿意把这当成对我一生的评价。”
原载《议报》
译注：2005年8月14日是波兰团结工会诞生25周年。美国劳联产联教师工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 AFL-CIO)季刊 “美国教育者” (American Educator) 2005年夏季号刊出美国自由之屋(Freedom House)研究主任 阿奇·帕丁顿(Arch Puddington)著作片断以为纪念。该文记述劳联产联前主席兰恩· 科克兰 (Lane Kirkland)对团结工会的支援。帕丁顿先生惠予我版权许可， 将该文翻译刊布于此。
“六？四”屠杀之后，苏联和东欧的共党政权相继垮台。海外华文出版物上有人据此时间顺序称我们中国人的抗争引发了苏联和东欧的社会改革，我以为这样说是自视偏高了。1956年中国人还在向毛泽东山呼万岁时，以波兹南事件发端的波兰人民抗争就迫使波共更换了中央头目。1984年邓小平略作改革姿态，中国知识分子就感激莫名，北京学生游行还专门向邓致敬，这时波兰的独立团结工会已经和波共分庭抗礼了数年。中波两国历史都铭记着1989年6月4日。 在中国是因为这一天中共的子弹敉平了改革民主运动， 在波兰是因为这一天是波共和反对派协议的选举日，压倒多数的选票把波共赶下了台。以波兰非暴力反对运动的胜利，对照中国社会进步的艰难步履， 应该看到的是波兰知识分子和民众之总体觉悟，非暴力抗争起步之早和范围之广，都超过中国。 波兰民众在1980年代用团结工会替换了统一工人党(波共)， 1990年代以后又用新起政党替换了团结工会，执政党由选民决定弃取，拒绝打下江山就永远坐江山的封建信条，显示了公民社会的成熟。同时不应忽略的是， 波共领导人物如雅鲁泽尔斯基， 比中共首领如邓小平总还多了一点人性，“杀二十万人换来二十年稳定”的事，他终究下不了手。
“自助而后人助”， 美国工会和西欧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看到了波兰民众改革社会的意愿，所以伸出援手。 相形之下，中国民众变更极权体制的意愿， 也就是“自助”的程度，还欠一些火候。
1980年8月14日，在波兰波罗的海港口城市格但斯克(Gdansk,)的列宁造船厂，工人罢工反对这个国有企业的领导层。 事情的导火线是共产党当局宣布大幅度提高主要食品价格，以及解雇几个甚孚众望的工人。但罢工的实际目标指向共产主义本身：共产体制对人民无所不在的控制， 部分机关徇私腐败的痼疾，政府与波兰宿敌俄国的结盟，当局的无神论政策， 官方媒体的谎言，归根结底，是反对波共当局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剥夺劳工的基本权利，
最先领悟到这次初起的罢工意义重大的人当中，有兰恩·科克兰 （Lane Kirkeland），美国劳工组织劳联产联（AFL-CIO）的主席。 罢工先从格但斯克向其他波罗的海港口城市蔓延， 然后扩展到钢厂，拖拉机厂和纺织企业。科克兰注意到罢工组织性高，策略巧妙，参加的工人很有纪律。 过去波兰工人只会用不分青红皂白的抗议和骚乱发泄愤怒，这次却能在社区中争取广泛支持，通过民主程序选举领导人和谈判委员会，诉求既有工作场所安全这种小问题也有全体波兰公民民权那样的大问题，表现得像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老练的工会成员。团结工会就这样开始了。这个独立的波兰工会经过九年斗争推翻了波共当局，也开启了世界各地颠覆共产主义的局面。
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引起科克兰很大兴趣。瓦文萨是列宁造船厂电工， 因从事劳工运动被开除。他看来具备劳工阶级英雄的领袖魅力。他没受过正规教育，没有意识形态偏好，信仰天主教，天性热爱自由。在瓦文萨领导下，团结工会在与当局谈判中提出一系列共21条要求。内容既包括参加独立工会和增加最低工资这类有关工厂的局部问题，也有废止检查制度，国家电视转播星期天弥撒和国有企业管理委员会中工会代表权这样的影响更广泛的问题。有几项要求与宗教信仰权有关。团结工会领导层从一开始就尊波兰出生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II)为自己事业的精神领袖。多数人认为教皇1979年6月访问波兰引发了团结工会运动，这个运动当面对说谎的波共政府讲出真相。在整个1980年代中，即使在与政府冲突面临重重危机的黑暗时刻，教皇的坚定支持始终鼓舞着团结工会。
而且，科克兰特别注意到，当格但斯克罢工迅速演变成要求工人权利，言论自由和民权保障运动，并且波及全国时，波兰当局反应软弱无力。当局避免诉诸暴力，没有捕人。当罢工领导显然对当局的呼吁和威吓置之不理时， 当局采取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措施：罢工的第八天，波兰政府坐下来和工人谈判，最终接受了罢工者的大部分要求。
1， 科克兰和劳联产联就团结工会问题对抗美国政府
格但斯克罢工开始一周后，科克兰明确表示美国劳工组织要帮助波兰工人，这一立场与美国外交政策相抵触，使科克兰站到了卡特政府高级官员的对立面。当时美国外交圈子里的共识是苏联决心挫败对自己统治东欧的任何挑战，因此团结工会这种反共运动注定失败。在欧洲的美国外交官对团结工会造成美国与克里姆林宫关系恶化颇为不满。
美国外交部门相信西方应避免援助威胁东欧现存态势的势力，否则可能给莫斯科提供动用武力的借口。但是，对于西方工会援助波兰工人会挑起波兰政府进一步压迫和苏联入侵波兰的说法，科克兰予以直截了当的拒绝。他在答记者问时这样总结了自己的立场：
我相信苏联及其波兰仆从政府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会采取压迫和入侵行动。能让他们不动手的主要原因有二：
（1） 他们可能希望罢工会自己垮台，工人回到被奴役剥削的状态。 （2）他们知道如动手就要付出代价。
我所接触过铁幕国家中的每个自由斗士，都强调他们的生存和希望极大地依赖于自由世界给予他们的支持，关注和知名度。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这种支持，关注和知名度损害过他们。我相信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关注和支持他们比在暗中进行效果更好。
泰迪·格里森 （Teddy Gleason）， 国际码头工人协会主席 （International Longshoremen’s Association, ILA）先前也宣布， 他的工会代表美国东海岸和墨西哥湾各港口11万码头工人，将拒绝装卸波兰货物。科克兰此时也致函国际自由工会联盟(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 ICFTU) 和国际运输工人联盟(Inter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 Federation)， 要求他们支持国际码头工人协会的行动。
1980年8月31日，科克兰在电视节目“会见媒体”上说如果波兰问题不能很快解决，国际劳工组织将大规模封锁波兰货物运输，还宣布劳联产联将向团结工会提供现金和其他协助。这时科克兰已经看出波兰局势有可能导致一场漫长和艰苦的斗争，从而将东欧从苏联控制下解放出来。他说“共产党当局认可一个多元组织，这是第一次”， “此事的影响会极为深远”。 当时没有其他人有他的这种远见。
从一开始，科克兰就认为后来成为团结工会的波兰工人运动的特征和潜力完全不同于1970年代苏联集团各国内的地下组织和异议抗议。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写了精彩的论战文章，在共产党当局的凶暴面前表现了极大的勇气。但在团结工会产生之前，当局一直有能力轻易敉平规模小，自发产生，派别分立的反对活动。苏联可以把异议分子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 和弗拉季米尔·布科夫斯基 (Vladimir Bukovsky) 监禁或迫其流亡国外，但波兰当局无法把整个劳动阶级都流放或监禁。
科克兰支持团结工会使他与卡特当局直接冲突。尽管卡特当局承诺保障人权，国务卿 埃德蒙德·马斯基(Edmund Muskie) 却决定以悄悄外交处理波兰危机最有成果。 1980年9月3日，他召科克兰到他办公室共进午餐，席间他对劳联产联刚发起的援助波兰基金给以“负面评价”，宣称美国劳工组织公开支持波兰团结工会可能被克里姆林宫“有意曲解”来作为军事干预的理由。马斯基反对援助波兰劳工不乏支持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劳拉·路易斯 （Flora Lewis）就称这一援助是“极为不幸的”。
团结工会不同意美国国务院对美国劳工介入波兰局势的评价。9月12日，瓦文萨说由于工会在波兰国内没有物质资源，所以欢迎外部援助。他特别指出，“援助从来不会造成政治上尴尬。 例如，我们很感谢美国劳联产联的援助。他们帮我们是好事，无论何时只要我们力所能及，我们也帮助他们。”
虽然科克兰和瓦文萨直到1989年才见面， 但从一开始，不能见面谈话就没能阻挡两位工人领袖的紧密关系。两人都是献身工运的工会领导，都相信国际劳工团结是对抗独裁的强大力量，都相信虽然共产体制残暴和极权，但反对运动享有群众支持。瓦文萨不理会波共当局的威胁和苏联首领的嚣张，也没听从美国驻华沙使馆有礼貌的建议，为此科克兰赞扬瓦文萨的冒险精神。当时科克兰还不知道，波共官员力劝瓦文萨不和劳联产联往来，因为这个组织是中央情报局的工具。 瓦文萨多年后说“我根本不听他们的”。瓦文萨的感谢加强了科克兰的决心，他告诉“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杂志他要以各种可能方式，包括金钱，帮助波兰人，并再次否定帮助团结工会会导致苏联入侵的说法。“我不相信工会行动要那样小心翼翼。我们是自由工会运动，我们所知的唯一活动方式是自由表达意见。”而且，“苏联作何行动取决于他对自己利益的估量，不取决于我会说什麽”。
科克兰也明白，劳联产联作为团结工会在西方主要支持者，承担了独一无二的责任。虽然科克兰支持波兰工会坚如磐石，但他的言论行动从不莽撞。他和他的助手都审慎地避免评论波兰局势发展。在处理与团结工会关系时，科克兰的基本政策是一切以瓦文萨及其波兰顾问的意向为转移，避免任何可能被解释成强加美国意愿的行动。他说“我们的政策由团结工会的需要决定”。
卡特政府高级官员中，国家安全顾问 齐格纽 布热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波兰裔美国人) 对科克兰的波兰政策最为同情。12月，布热津斯基告诉科克兰，美国情报界相信苏联入侵波兰已迫在眉睫， 为了事先有所准备， 布热津斯基拟定了一个美国报复入侵可采取的行动清单，准备送给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 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提醒他苏联干预波兰不会没有后果。 科克兰说团结工会朋友遍全球，如果苏联动手，苏联和波兰货物在全球以飞机轮船和火车运输都将受抵制。布热津斯基把抵制威胁也加到了他的清单上。
劳联产联由各分支工会捐钱，在工厂门口募款，为支援团结工会而成立的青年组织义卖T恤衫和其他纪念品，在大学校园组织声援团结工会集会，到1981年1月中旬，筹集了16万美元。 西德，法国，日本及其他国家工会也向波兰工会提供物质援助，捐款主要用于购买印刷和其他信息传播设备。
1981年夏，科克兰成为团结工会在自由世界最坚定的支持者。 当年9月团结工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几名外国人被波共当局禁止入境出席，科克兰是一个。团结工会代表们注意到这项禁令。华沙工会领导人，前生物教师维克多·库勒斯基(Wiktor Kulerski)指出“如果波共禁止科克兰出席我们的代表大会， 那他必定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团结工会领导人在大会上宣读了偷运进波兰的科克兰的讲话稿，全场热烈欢呼。
戒严令宣布
波共不动手镇压团结工会的原因一直是感觉自己力有不逮，而不是愿意改革。雅鲁泽尔斯基成了波共新领导人（他在1970年镇压过反抗当局的工人）以后， 苏联人不愿意入侵波兰，但私下向他施加巨大压力，要求波共恢复国内秩序，消灭团结工会。1981年里团结工会与当局冲突不断，接近年底时美国情报官员收到紧急警告：重大镇压即将来临。
1981年12月13日，当局动手了。安全部专司镇压政治反对派的单位“左摩”， 即摩托化后备民兵 （波兰名称是Zmotoryzowane Odwody Milicji Obywatelskiej ，ZOMO， 英译为Motorized Reserves of the Citizens Militia）逮捕了大批刚在格但斯克开完会的工会领导人，包括瓦文萨。雅鲁泽尔斯基实行了一系列戒严措施，宣布团结工会为非法。左摩和其他安全部单位侦骑四出，搜遍全国，闯入住宅，截留旅客，追捕在格但斯克逃脱的工会领袖。
戒严令下达时，科克兰宣告“团结工会的战斗就是我们的战斗，我们不会袖手旁观。”他呼吁西方政府和国际自由工会联盟立即策划惩罚波兰当局。
12月15日， 美国新任总统里根召科克兰到白宫讨论波兰危机。科克兰告诉里根，他的政府对戒严令没作出足够反应。里根问美国政府应该怎样反应才够，科克兰直截了当指出自己认为的要害问题：西方政府和银行历年来借款给波兰当局数十亿美元，用于失败的经济发展计划，贷款迄今未还。美国应正式宣布波兰当局违约拖欠，辅以搞坏波兰借款信用的其他措施，这样波兰当局将无法再获得贷款。科克兰还告诉里根，劳联产联历年来已在波兰建立了地下网络，现在将用来输送物资给尚未被破坏的团结工会组织，“我们有联络网来做这件事， 我们将动用所有资源，任何物资送进波兰都会有帮助。”里根结束会见时说他会考虑科克兰的意见。
在整个波兰危机期间，科克兰一直批评里根政府对雅鲁泽尔斯基当局的政策不当。他认为世界金融界极力反对利用债务使波兰政府成为违约拖欠人，而与金融界关系密切的共和党左右了里根政府对波兰政策。
里根政府的确对波兰进行了制裁，但这些措施基本上是象征性的：取消波兰国家航空公司着陆权，禁止波兰商业渔船在美国水域作业， 禁止进出口银行保险与波兰的业务关系。里根没有采取步骤对抗苏联，也没有利用债务宣布波兰政府欠债和破产。尽管如此，里根并不想把东欧永远给苏联统治。他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垮台，他的政策也是按这个方向制定的，只是美国国务院觉得东欧变天还很遥远。 科克兰认为里根当局及国务院都不关心团结工会是否能作为合法工会站住脚。 波兰政府组织政府控制的工会来替代团结工会，美国国务次卿要求科克兰承认政府的工会，科克兰说“没有团结工会就没有民主”。
戒严实行一年以后，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停止对波兰社会的所有管制，只有对团结工会的禁令继续有效。戒严令解除时，还有约2000名政治犯在押，当局准备以叛国罪审判11个工会积极分子。不顾团结工会仍然被禁，以及关押和审判，里根政府在4个月内正式放松了对波兰的一些制裁措施。1987年初，里根政府取消对波兰的所有剩余制裁措施，也就是停止了对团结工会的支持。团结工会只能在地下孤军奋战了。
2， 劳联产联怎样偷运援助物资给团结工会
1981年12月戒严令刚下达， 科克兰就动手组建连接美国工会和波兰地下团结工会的秘密网络。一个最重要的通道经过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团结工会根据瓦文萨指示曾在布鲁塞尔建立办公室，在戒严时期代表团结工会的利益。团结工会积极分子 杰尔吉·米卢斯基(Jerzy Milewski) 戒严开始前两天离波兰去西方访问，他被选中负责这个办公室。另一个民主反对运动老兵 米洛斯拉夫 阔耶奇(Miroslaw Chojecki)负责建立向波兰地下组织输送钱，印刷机，计算机和其他物资的路线。
科克兰有一小批助手和他一样忠实于团结工会事业，科克兰就依靠他们运作对波兰的行动。 科克兰的助理汤姆 坎恩（Tom Khan）曾辅佐民权运动领导人贝亚德·若斯汀(Bayard Rustin)， 现在领导对波兰作业。1980年中期，埃德里恩·卡拉特尼奇 (Adrian Karatnycky)
也参加进来。他是乌克兰裔美国人，精通波，俄和乌克兰语，多次参加反苏抗议运动。科克兰主要从支持团结工会委员会得到戒严令下波兰国内的真实资讯。委员会有以下主要成员：
艾琳娜·拉索塔 （Irena Lasota）, 她在波兰读大学期间参与反体制活动被迫害而移民美国，
埃里克·切诺维斯 (Eric Chenoweth)， 曾任劳联产联职员的政治活动分子。他们与团结工会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团结工会主要有三种需要：用来接济被捕积极分子的家庭和维持地下组织的现金， 用于地下出版的印刷机和有关设备， 旨在削弱当局控制的罢工和其他非暴力行动所需的大笔财务援助。
因为纸币可以较方便地藏在衣服，行李或汽车中，携带现金过境没有问题。 但运送印刷设备入境就难一些。 首先，一些过分热心职守的西欧官员可能不放行，因为运输这些设备常常也违反这些发货起点国的法律。更难的是通过波兰边境检查。为了和波兰当局斗智，阔耶奇建立了以几个欧洲城市为起点的运输网，主要在瑞典和法国。多数货物运达无误，但也有几次重大失手。他有几次布鲁塞尔办公室把大件发货用假运单装卡车运，因此受到批评。有一次波兰当局在格但斯克截住3辆卡车，没收了14台印刷机，5台复印机，9500个印刷机字模，17套光敏字模，以及无线电话和文件。这些物资被放在体育馆展览并在电视上播出， 作为波兰社会主义的敌人搞颠覆活动的证据。 这些失败令经手人沮丧，但是损失是不能完全避免的。
劳联产联驻巴黎的国际事务主任尔文·布朗 （Irving Brown）认为需要更多的进出波兰通道。因为现在团结工会的地下活动已经分散而没有中央领导，所以通道越多越好。布朗挑选米洛斯拉夫·多敏奇克 (Miroslaw Dominczyk)开辟第二条路线， 他是吉尔斯城 (Kielce)团结工会积极分子，戒严后遭拘留一年，被迫流亡。多敏奇克到美国后被赋予偷运任务，他的代号是“寇斯劳”。（Coleslaw, 沙拉中切细的卷心菜）。
戒严初期波兰当局截获了一批印刷器材，多敏奇克主要负责把类似的器材送到地下组织手中。因为伦敦能买到那种印刷器材的二手便宜货，而且与波兰国内技术器材配套，多敏奇克就移驻伦敦工作。伦敦住有年老波兰裔居民，乘大巴士访问故国。多敏奇克说服大巴士司机在每月去波兰时偷运印刷器材。司机并不把器材送给收货人，只把大巴士钥匙放在预先安排地点。地下人员拿钥匙去大巴士取走器材，再把钥匙送回司机的旅馆房间。多敏奇克还安排了其他用卡车和汽车的备用路线，甚至把印刷器材藏在电冰箱中运输。
然后多敏尼克想到一个大大简化他的工作的主意。他安排负责印刷的地下人员作为旅游者访问伦敦，在伦敦教他们拆装印刷设备。然后他就开始偷运印刷机零件，这比整机的风险小得多。他还说服丹麦和瑞典游艇船员前往波罗的海沿岸时携带器材，在近海转交给驾小船的团结工会会员运上岸。
多敏尼克也吃过败仗，有一次他费大力安排的胶印机进入波兰海关后，团结工会地下人员担心官方正在监视而未敢提货，胶印机被退回，他沮丧得哭了。1987年他的7台胶印机，印版，油墨和备件在东德被截获，是他最大的一次失手。劳联产联是波兰团结工会最大的，但不是唯一的物资援助者。全欧洲的工会都对地下组织提供了设备。团结工会老会员说，欧洲工会中最慷慨的支援来自法国，包括法共领导的劳工大联盟（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r）。 在意大利也一样，共产党领导的和非共产党领导的工会都作了贡献。
地下印刷不可或缺
国外援助对团结工会起到的最大作用是保持了地下印刷。团结工会积极分子维克多 库勒斯基生动地回忆道“我们在戒严时期从国外得到的印刷机就象战争时期的机枪坦克一样重要。”印刷出版物包括油印的工厂新闻，知识分子杂志和有广大读者的报纸。西方经济支援惠及整个出版体系, 从印刷机到印刷机操作者，到写稿的记者，再到发行投递人员。
印刷的重要性怎样强调也不过分。因为团结工会已被宣布非法，工会积极分子除了作些罢工和抗议之外，已不能像民主反对派领导人或成员那样活动。他们能起的作用大大减少，整个波兰社会沉入疲劳困顿。出版物成了唯一与波兰社会对话的手段，也是团结工会保持对未来的希望，并提醒当局团结工会合法才有和平的唯一方式。
在某种程度上，出版物成了团结工会的代理人，负起团结工会如果合法就会承担的责任。出版物披露工伤事故，管理层腐败，报道受工伤和官方压迫之害的家庭的苦难，呼吁人们帮助。当西方政府资助的广播，特别是自由欧洲电台选播这些报道时，其影响大增。
地下印刷出版了久已被共产政府禁止的书籍，例如乔治·奥维尔(George Orwell) 的反极权经典作品 “动物农场”， 和汉娜· 阿伦特 (Hannah Arendt) 和卡尔·加斯伯斯 (Karl Jaspers)等哲学家的书。有的杂志抨击参与压迫者。 杰斯拉夫·别列基 (Czeskaw Bielecki) 是地下出版组织负责人，他发行了名为“尊严”的杂志，抨击警察，供稿者有官方民兵成员。他的另一个杂志名为“堡垒”，面向军队读者， 稿件主要由3位中校军官撰写。
当反对派挑战极权体制时，极权当局常用内务安全部间谍，双面特务来渗透反对派。当时也有不少谣言说政府特务混入团结工会组织。波共倒台以后多年，波兰国家议会委员会调查前国家安全部使用何种手段对付团结工会时，格但斯克的团结工会早期领导人伯格丹·伯鲁斯维兹 (Bogdan Borusewicz)任委员会成员。他发现虽然波共当局在渗透地下组织时小有成就，但没能阻止输入钱和物资。他相信所有送给地下组织的钱都安全通过了波兰边界检查站。
1988年，团结工会和当局的斗争进入僵持阶段。一方面，当局在政治领域内清楚地占了上风。雅鲁泽尔斯基对自己的权力有足够自信，以至于取消了戒严令，释放了政治犯，放松了国际旅行限制。这些措施在国际上美化了他的形象，更多的外国视他为爱国的波兰人，认为他的镇压措施是为了防止苏联入侵。（外国对雅鲁泽尔斯基抱有的这个善良期望后来证明没有根据，1990年代发现的文件显示他一直在积极谋求苏联干预，而不是像外国广为相信的那样向莫斯科争辩反对入侵。）虽然雅鲁泽尔斯基可以说他已经压倒了团结工会，他管理的经济却病入膏肓，只要政府得不到人民支持，这个局面局就很难改变。
这时团结工会发动一系列罢工，决心以此转变局势并说服当局社会和平需要包括团结工会在内的解决办法。这时，外国援助，特别是劳联产联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援助，变得十分重要。如果没有罢工基金，矿工和其他工人就不能接受停工带来的经济损失。虽然罢工没能令政府瘫痪，但它说服了政府与反对派重开谈判，寻求某种全国性协议。 结果政府同意举行全国选举，反对派虽然不能以团结工会的名义作为政党参选，但可以提出自己的议会候选人，而政府将接受选举结果。
虽然许多观察家说从这项安排得到较多好处的是当局而不是团结工会，但这是一项有历史意义的发展。有些人怀疑共产党会允许公正的选举，另一些人预料波兰选民将选择强人雅鲁泽尔斯基， 而不把赌注下在没有治国经验的团结工会身上。但是科克兰坚信只要当局不造假，团结工会就会轻松取胜。他的论据是，如果要在压迫和自由之间选择，波兰人民，而且任何国家的人民，都选择自由。多年后，他这样解释他当时对团结工会取胜的信心：
我当时相信，现在仍然相信，文明社会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历史就要前进。这个决定不是在外国政府里或者强权的宫殿中作出的，而是在街道上和工厂里作出的。如果达到了（导致原子爆炸的）临界质量，而你还要阻止它发生，除了大规模屠杀和把全国锁上铁链之外别无他法。
不论雅鲁泽尔斯基犯过什麽罪行，他没有想屠杀成千同胞来保住自己的权力。像所有独裁者一样，他动用了自己所有的优势对付反对派。官方媒体大力鼓吹波共候选人的成就，刻意不提反对派候选人。波共随意动用政府权力，出动警察监视团结工会集会，检查与会者身份证，记录姓名地址。美国政府官员对团结工会前景悲观，波共则坚信自己会赢。
布朗尼斯拉夫·杰列米克 (Bronislaw Geremek) 那时任瓦文萨的顾问（后来成为波兰外长），他来美旅行时，劳联产联和波兰裔美国人社区为了减小团结工会财力的劣势，给了他10万美元作为团结工会选举经费。这位未来的波兰外长在华沙过海关时被搜身，官员把搜出的钱摆开照相， 媒体充满了国外势力集团企图影响波兰选举的详细报道。 但官方允许杰列米克把钱带走，他相信原因是政府对胜选有信心。
选举胜利
当局对选举完全错估了形势。选举定于于1989年6月4日（!）举行， 团结工会候选人获压倒性胜利， 囊括国会下院所有由选举决定的席位，和上院100个待选席位中的99个。尽管反对派和雅鲁泽尔斯基的协议要求反对派与波共分享政权，团结工会的大胜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波共在波兰的统治。1989年底，所有东欧苏联集团国家的共产党独裁都垮了台。
总结起来看，劳联产联一共给了团结工会400万美元。戒严令之前和戒严除期，劳联产联的波兰工人援助基金共募得50万美元。1984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成立，劳联产联为波兰获得的款项大幅度增加。劳联产联1977年建立的自由工会研究所 (Free Trade Union Institute) 用民主基金会的资助给了团结工会170万美元。1988和1989年国会批给劳联产联100万美元用于团结工会。
团结工会领导层把科克兰尊为他们最忠实的朋友和他们在华盛顿权力中心的代表。就像团结工会首席发言人亚努兹·奥尼兹吉维奇 (Janusz Onyszkiewicz) 所说：“我们明白科克兰在美国政治中的位置。 我们知道总统们来来去去，但科克兰永远不走。”
安朱杰伊·塞林斯基 (Andrzej Celinski) 是团结工会重要官员， 他认为科克兰理解欧洲政治，相信欧洲共产国家能发生剧变，所以能用他美国劳工领袖的权力对波兰产生重大影响。塞林斯基在戒严之前访美，试图说服有影响的美国人“中欧有机会实行民主”。那时他见到了科克兰。他回顾说“我们相信中欧实现民主需要美国积极参与，因为欧洲政治领导人都习惯了欧洲分裂局面，而且仍然信奉二战结束时确保苏联在欧洲势力范围的雅尔塔和波兹坦协议。同时我需要说服美国人不要用莫斯科的观点去看中欧事务。
科克兰是美国人中极少的几位理解我们的人之一。他知道美国能根据基本价值而不是自我感觉良好与否制定政策。美国的这种自我感觉阻碍在欧洲采取重要行动。
你无需对科克兰解释你的看法。他懂得欧洲，他知道那里的事情复杂，他理解梦想和现实的差别。他知道为什麽有些事不说出来反而更好。和科克兰谈20分钟可能比和另一个人谈两小时更有成果。美国人里语言和思维和我们相通的，他是唯一的一个。”
1990年，科克兰夫妇和劳联产联代表团前往华沙和格但斯克，参加团结工会第二届大会。从波兰国内发起民主革命和从波兰国外支持革命的人胜利地聚会了。访问中科克兰夫妇去神父杰吉·帕皮鲁兹克(Jerzy Popieluszko)墓地献花。神父是因坚决支持团结工会被保安警察谋杀的。他们准备离开时，一个教堂管理人说：“你应该知道， 戒严时期波皮鲁兹克神父每次祈祷时都提到兰恩· 科克兰的名字。”
科克兰后来写道“我当时无言可对， 但是在给我盖棺论定的那天，我愿意把这当成对我一生的评价。”
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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