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当局使用熟悉的“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平息抗议，但是还能维持多久？
文森特·科洛，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
广州《南方周末》记者上周的罢工是一场反对媒体审查制度的勇敢抗争。这一抗争在中国网络上引发了广大同情。周三在广东新省委书记胡春华介入之后，双方达成了协议，保证周四新一期的报纸会出现在报摊上。所谓“共产主义”的独裁当局极力避免该报纸的印刷周程中断，否则反审查抗争将会升级。
中国最受欢迎之一的报纸停刊，将把审查机关的手段曝露在公众面前，无疑将是严重政治冲突的信号。审查机关如同秘密警察，需要躲在阴暗中才能有效工作，因此极度害怕暴露在公众的目光面前。当一名外交部官员被问及事件时，向BBC说：“中国不存在所谓新闻审查制度”，但对社交媒体的控制却随即加强，诸如“南方”和“周末”等关键字在搜索引擎上被封锁。这突显中共统治者是如何脱离群众，与现实隔绝。
自1989年群众民主运动后，中国首次有媒体雇员罢工。虽然中共“改革派”发表无数次讲话呼吁让媒体有更大自由，现实是近几年媒体控制反而加强了。去年“无国界记者”组织在179个国家的新闻自由排名中，将中国的列为倒数第五名，只比朝鲜和叙利亚好一点。但同时中国又是世界上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数字在本月达到5.64亿人。一方面，很多媒体大量发动僵化的官方宣传，另一方面在博客上出现热烈的争论，所有有良知的记者和媒体工作者都感受到两者之间的鸿沟。
南方周末冲突的导火索是，强硬的庹震封杀了一篇支持改革的社评。庹震一年前被委任为广东省宣传部长，就是为了在11月中共领导层换届前后，监管广东媒体。 《南方周末》的记者抱怨庹震到任后，宣传部修改和砍掉了超过一千篇文章，并于1月6日开始罢工，获得了广大的支持。报刊办公室外发生抗议，大量名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支持，引发极多人跟帖。数千人网上联署要求庹震下台。当下一期报纸将近截稿之时，记者的反抗演变成全国危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新领导层面临其首个重大的挑战。
许多支持《南方周末》的人持有更激进的立场，甚至呼吁结束一党专政。由于这种公开的政治色彩，是次纠纷标志着中国不断深化的政治危机进入了新阶段。正如《经济学人》杂志所指：“中国每年发生成千上万的类似示威，但是他们的口号很少涉及国家层面的政治。广州《南方周末》的支持者的语言异常大胆，这一点无疑会令一些中共领导人担忧，即使是一点点的政治开放，也会打开要求深远变革的洪水闸门。”
虽然众所周知中共政权在处理腐败、残暴和无能的地方官员时，擅于革除或者惩罚“替罪羔羊”，但是今次在处理审查部门时就不那么简单了。虽然在政府、罢工记者和《南方周末》管理层可能达成的协议中，包括庹震很可能在未来被调职，但如果在危机期间他下台，将会付出极其高昂的政治代价。对于这一党独裁政府来说，这成为牵涉政府有否“正当权利”控制媒体的根本性问题。香港《南华早报》社论称：“挑战审查制度无异于挑战党本身。”
重要的教训
从这次记者罢工中，社会主义者和民运分子能得到许多重要教训，对未来反对中共独裁极有价值。 《南方周末》是一份领头的自由派报纸，以其调查性新闻报道而著名，但也由于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观点而出名。这导致一部分左翼，包括一些毛派以《南周》亲西方和“资产阶级”为由反对这场罢工。在预料之中的是，一小群中共支持者在《南周》的广州办公室外举行抗议，嘲笑聚集起来支持罢工的民运分子，并拿着写有“支持中国共产党，关闭叛徒报纸”的标语牌。这些当局的走狗作为工贼和当局镇压的啦啦队，不用说，这样的立场和社会主义毫无关系。
中共之所以和《南方周末》发生冲突，并不是就后者的新自由主义立场，而是为了维护其镇压机器（这次事件中是省宣传部），反对极其有限的民主诉求。中共试图兜售冲突幕后存在“境外势力”的陈腔滥调，《环球时报》以此为社论的中心主题，而其他媒体被要求转载这一社论。这进而引发了更多的分歧，有国营媒体发生了零星的反抗，甚至有《环球时报》记者史无前例地在网上抗议自己报纸所提出的“外国势力入侵”论调，受此论调愚弄的人越来越少。博客写手李承鹏讥讽地评论：“这些境外势力太可恶，他们住在美国富人区，却粗暴干涉中国内政问题，他们偷走中国人很多钱，却存在瑞士银行里。他们子女开着法拉利却从不关心中国校车的惨剧。”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支持所有推进民主的斗争，即使是有限的进步。我们理解斗争中每一部分的胜利都能丰富群众的经验，加强争取全面民主权利的斗争，反对现行的体制。这包括一部分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进行的斗争，特别是当他们诉诸罢工这无产阶级的传统斗争方法时，这一武器可以提高斗争的意识和自信。但是，这并不等同我们支持《南方周末》报社及其编辑持有的政治立场。正如无论我们是否同意左翼博客和网站的政治观点，我们都抗议中共对其镇压。许多左翼网站在去年被关闭，但这很少在国际上的资产阶级媒体中被提到，与《南方周末》事件受到广泛报道截然不同。
我们反对被囚的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的亲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要求中共立即释放刘晓波，也不影响我们反对中共残酷迫害刘晓波和其他异议分子（包括许多社会主义者）。中共政权内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一翼发现自己夹在两者之间- 不断高涨的群众愤怒（这代表未来反独裁群众运动的略图），以及统治菁英旨在抢先制服运动的诡计。 《南方周末》的编辑一直小心避免公开挑战中共独裁，甚至避免挑战其进行审查的权利，而只是要求当局采取更加“现代的”方法。在该报罢工后的社论中写道：“党管媒体是原则，但党管媒体的方式要与时俱进。”这篇社论亦提出，为了让中共进行改革（即维持其统治），需要“温和、理性、建设性媒体”。
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即《南周》献辞的观点）不同的是，我们支持立即实现全面的民主权利。社会主义者不会试图改良独裁统治，而是要结束它。我们亦理解，在中国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和阶级斗争密不可分，需要反对资本主义和由社会主义取而代之。虽然在工人斗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有很多重要的相关例子，但是一些的宗派主义的左翼团体没有抓住这一根本的事实。他们是在愚弄自己，误以为可以在忽视和排除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斗争的条件下打败资本主义。这不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立场，列宁和托洛茨基结合了民主诉求的斗争（推翻沙皇统治）和需要工人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并以社会主义纲领和革命政党来武装工人。
“乌坎式”的协议结束抗议
许多评论员将解决《南方周末》争端和2011年乌坎抗争的方式作比较。乌坎是一个规模大得多和时间持续得多的群众运动，但这两次抗争都在省级中共领导人介入下，达成交易而结束。许多评论员，特别是“政改派”阵营的，将之视为当局更采取改革路线和“寻求共识”的信号。但是我们社会主义者不敢苟同。
这两次事件中，协议的内容都很模糊，而且大多数都是“口头承诺”。在乌坎的案例中，大多数承诺没有实现。在两个案例中，当局都受到巨大的压力，要避免抗议蔓延，但同时也避免被看作全面妥协，惟恐会激发效仿性的抗争和增加群众的自信。
广东省委书记“小胡”刚刚上任，就要竭力结束这场吸引全国乃至国际关注的罢工，而且还最好避免诉诸大规模裁员和镇压。中共显示有考虑过裁员和镇压的手段，特别是根据《南华早报》（2012年1月9日）报导，北京的一名宣传部高层官员曾威胁“解散报社和关闭报纸”。
无疑胡春华曾经和中央领导层进行协调，他害怕大规模裁员和镇压会事与愿违，激起更大规模的、至少是网上的声援（在中国威力相当大），并就习近平政权的政治方向传达灾难性的信号。对习近平及其团队来说最重要的是“稳定”。习并不支持政治改革，但是他试图平衡政改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并为了准备推行不受欢迎的经济政策，要缓和反对声音。如果中共专制当局镇压《南方周末》罢工，会发出“政改”无门的信号，阻碍习平衡不同势力的技俩。
结束南周事件的协议似乎结合了惯常的（镇压的）威胁和些许让步，当中可能包括承诺不进行任何纪律处罚为条件，立即结束罢工。媒体报道称，《南周》及其员工得到胡春华的保证，未来审查员不会在出版前修改文章。责任将落在编辑工作人员身上，要负责进行自我审查，反正这就是今天最主要的审查方式。
而同时，《南方周末》职员拒绝接受记者的采访，尤其是外国和香港媒体，称自己被要求封口（在乌坎事件中，当时与广东省委书记及其代表达成协议后，我们也看过这一现象）。尽管有传闻中的保证，香港媒体报道《南方周末》记者害怕遭受报复，有些已经开始另觅工作。正如在乌坎事件中，中共采取更“敏感”的方式处理危机，并不意味着没有镇压，而是推迟镇压，然后选择性地打击“麻烦制造者”。
正如斯里拉姆．乔利亚（Screeram Chaulia）《亚洲时报在线》指出：“2011年9月，当一个叫乌坎的村庄的贫苦农民起来保护他们自己，反对中共纵容的土地掠夺和腐败。当局象征性地革除犯错误的中共官员、政府恐吓和招安，使危机在地方层面上被扼杀于萌牙之中。中国国家发展出一套精密的危机应对机制，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思想领域中，运用胡萝卜和大棒控制动荡。”
在当前中国爆炸性的社会矛盾之下，不论国家的反应如何巧妙，群众抗争不可能永远地被“控制起来”。乌坎抗争运动被叫停，以换取村委会重新选举，并罢免与发展商共谋窃地的腐败中共领导。在那之前几个月的抗争显示出了村民极大的勇气、决心和组织能力，其中许多人可能认为，在独裁国家的条件下，这是在当时能够取得的最好的交易。
我们当时警告斗争还没有获得胜利，不能信任中共代表会履行任何交易。这并不是关于这个或那个官员的“个人诚信”，而是专制制度的特征- 特有的贪污，依赖以牺牲大多数人而富裕极少数人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我们的警告在乌坎得到了验证。村委会选举中的主要获胜者是亲中共候选人（在压力下，相对激进的抗争领袖被迫退出选举）。警察的监视和骚扰，特别是针对青年活动分子，明显增加。抗议原先的触发点- 强征土地的问题- 大部分未被解决，但新的村领袖呼吁，为了“吸引投资者”，村民“冷静”并结束抗议。
尽管这样，乌坎抗争在中国政局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可以说《南方周末》罢工也会如此。这些事件显示，中共政权是可以挑战的，并可以被迫让步的，并显示有组织的集体抗争能够带来成果，强迫专制当局进行让步。随着新的战斗临近，所有为真正改变而抗争的人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抗争。
在本文撰稿之时，广州的问题协商解决之后，党国当局逮捕和威胁那些支持记者反抗的人。至少有十名当时在《南方周末》办公室外抗议的示威者被逮捕，一些在微博上发帖表示支持的名人被安全警察传唤去“喝茶”——这是标准的恐吓方式。
法新社（AFP）在罢工后称“中国领导人对罕见的反审查抗议的掩盖方式，显示出对于迅速变革没有共识”。但是这只是以中共高层的视角看问题，以及现时中共政权内部的力量对比。基层民众的情绪是完全不同的。
上周胡春华和中共广东省委促成的交易本身并没有多少价值，但是记者的罢工还是造成了改变。这是目前为止少数公开的政治抗争之一，其引发的支持震动了政权。审查官员面临更大压力，害怕引发新的冲突。这一抗争证明，声援抗议能够在中国当今的形势下迅速蔓延。宣传部官僚这条“疯狗”被狠狠提了一脚，下次它想咬人的时候必要三思而行！
文森特·科洛，中国劳工论坛（chinaworker.info）
广州《南方周末》记者上周的罢工是一场反对媒体审查制度的勇敢抗争。这一抗争在中国网络上引发了广大同情。周三在广东新省委书记胡春华介入之后，双方达成了协议，保证周四新一期的报纸会出现在报摊上。所谓“共产主义”的独裁当局极力避免该报纸的印刷周程中断，否则反审查抗争将会升级。
声援《南方周末》罢工职员的的抗议
中国最受欢迎之一的报纸停刊，将把审查机关的手段曝露在公众面前，无疑将是严重政治冲突的信号。审查机关如同秘密警察，需要躲在阴暗中才能有效工作，因此极度害怕暴露在公众的目光面前。当一名外交部官员被问及事件时，向BBC说：“中国不存在所谓新闻审查制度”，但对社交媒体的控制却随即加强，诸如“南方”和“周末”等关键字在搜索引擎上被封锁。这突显中共统治者是如何脱离群众，与现实隔绝。
自1989年群众民主运动后，中国首次有媒体雇员罢工。虽然中共“改革派”发表无数次讲话呼吁让媒体有更大自由，现实是近几年媒体控制反而加强了。去年“无国界记者”组织在179个国家的新闻自由排名中，将中国的列为倒数第五名，只比朝鲜和叙利亚好一点。但同时中国又是世界上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数字在本月达到5.64亿人。一方面，很多媒体大量发动僵化的官方宣传，另一方面在博客上出现热烈的争论，所有有良知的记者和媒体工作者都感受到两者之间的鸿沟。
南方周末冲突的导火索是，强硬的庹震封杀了一篇支持改革的社评。庹震一年前被委任为广东省宣传部长，就是为了在11月中共领导层换届前后，监管广东媒体。 《南方周末》的记者抱怨庹震到任后，宣传部修改和砍掉了超过一千篇文章，并于1月6日开始罢工，获得了广大的支持。报刊办公室外发生抗议，大量名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支持，引发极多人跟帖。数千人网上联署要求庹震下台。当下一期报纸将近截稿之时，记者的反抗演变成全国危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新领导层面临其首个重大的挑战。
许多支持《南方周末》的人持有更激进的立场，甚至呼吁结束一党专政。由于这种公开的政治色彩，是次纠纷标志着中国不断深化的政治危机进入了新阶段。正如《经济学人》杂志所指：“中国每年发生成千上万的类似示威，但是他们的口号很少涉及国家层面的政治。广州《南方周末》的支持者的语言异常大胆，这一点无疑会令一些中共领导人担忧，即使是一点点的政治开放，也会打开要求深远变革的洪水闸门。”
虽然众所周知中共政权在处理腐败、残暴和无能的地方官员时，擅于革除或者惩罚“替罪羔羊”，但是今次在处理审查部门时就不那么简单了。虽然在政府、罢工记者和《南方周末》管理层可能达成的协议中，包括庹震很可能在未来被调职，但如果在危机期间他下台，将会付出极其高昂的政治代价。对于这一党独裁政府来说，这成为牵涉政府有否“正当权利”控制媒体的根本性问题。香港《南华早报》社论称：“挑战审查制度无异于挑战党本身。”
重要的教训
从这次记者罢工中，社会主义者和民运分子能得到许多重要教训，对未来反对中共独裁极有价值。 《南方周末》是一份领头的自由派报纸，以其调查性新闻报道而著名，但也由于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观点而出名。这导致一部分左翼，包括一些毛派以《南周》亲西方和“资产阶级”为由反对这场罢工。在预料之中的是，一小群中共支持者在《南周》的广州办公室外举行抗议，嘲笑聚集起来支持罢工的民运分子，并拿着写有“支持中国共产党，关闭叛徒报纸”的标语牌。这些当局的走狗作为工贼和当局镇压的啦啦队，不用说，这样的立场和社会主义毫无关系。
《南方周末》反对者发动反示威
中共之所以和《南方周末》发生冲突，并不是就后者的新自由主义立场，而是为了维护其镇压机器（这次事件中是省宣传部），反对极其有限的民主诉求。中共试图兜售冲突幕后存在“境外势力”的陈腔滥调，《环球时报》以此为社论的中心主题，而其他媒体被要求转载这一社论。这进而引发了更多的分歧，有国营媒体发生了零星的反抗，甚至有《环球时报》记者史无前例地在网上抗议自己报纸所提出的“外国势力入侵”论调，受此论调愚弄的人越来越少。博客写手李承鹏讥讽地评论：“这些境外势力太可恶，他们住在美国富人区，却粗暴干涉中国内政问题，他们偷走中国人很多钱，却存在瑞士银行里。他们子女开着法拉利却从不关心中国校车的惨剧。”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支持所有推进民主的斗争，即使是有限的进步。我们理解斗争中每一部分的胜利都能丰富群众的经验，加强争取全面民主权利的斗争，反对现行的体制。这包括一部分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进行的斗争，特别是当他们诉诸罢工这无产阶级的传统斗争方法时，这一武器可以提高斗争的意识和自信。但是，这并不等同我们支持《南方周末》报社及其编辑持有的政治立场。正如无论我们是否同意左翼博客和网站的政治观点，我们都抗议中共对其镇压。许多左翼网站在去年被关闭，但这很少在国际上的资产阶级媒体中被提到，与《南方周末》事件受到广泛报道截然不同。
我们反对被囚的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的亲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要求中共立即释放刘晓波，也不影响我们反对中共残酷迫害刘晓波和其他异议分子（包括许多社会主义者）。中共政权内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一翼发现自己夹在两者之间- 不断高涨的群众愤怒（这代表未来反独裁群众运动的略图），以及统治菁英旨在抢先制服运动的诡计。 《南方周末》的编辑一直小心避免公开挑战中共独裁，甚至避免挑战其进行审查的权利，而只是要求当局采取更加“现代的”方法。在该报罢工后的社论中写道：“党管媒体是原则，但党管媒体的方式要与时俱进。”这篇社论亦提出，为了让中共进行改革（即维持其统治），需要“温和、理性、建设性媒体”。
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即《南周》献辞的观点）不同的是，我们支持立即实现全面的民主权利。社会主义者不会试图改良独裁统治，而是要结束它。我们亦理解，在中国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和阶级斗争密不可分，需要反对资本主义和由社会主义取而代之。虽然在工人斗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有很多重要的相关例子，但是一些的宗派主义的左翼团体没有抓住这一根本的事实。他们是在愚弄自己，误以为可以在忽视和排除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斗争的条件下打败资本主义。这不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立场，列宁和托洛茨基结合了民主诉求的斗争（推翻沙皇统治）和需要工人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并以社会主义纲领和革命政党来武装工人。
“乌坎式”的协议结束抗议
许多评论员将解决《南方周末》争端和2011年乌坎抗争的方式作比较。乌坎是一个规模大得多和时间持续得多的群众运动，但这两次抗争都在省级中共领导人介入下，达成交易而结束。许多评论员，特别是“政改派”阵营的，将之视为当局更采取改革路线和“寻求共识”的信号。但是我们社会主义者不敢苟同。
这两次事件中，协议的内容都很模糊，而且大多数都是“口头承诺”。在乌坎的案例中，大多数承诺没有实现。在两个案例中，当局都受到巨大的压力，要避免抗议蔓延，但同时也避免被看作全面妥协，惟恐会激发效仿性的抗争和增加群众的自信。
广东省委书记“小胡”刚刚上任，就要竭力结束这场吸引全国乃至国际关注的罢工，而且还最好避免诉诸大规模裁员和镇压。中共显示有考虑过裁员和镇压的手段，特别是根据《南华早报》（2012年1月9日）报导，北京的一名宣传部高层官员曾威胁“解散报社和关闭报纸”。
无疑胡春华曾经和中央领导层进行协调，他害怕大规模裁员和镇压会事与愿违，激起更大规模的、至少是网上的声援（在中国威力相当大），并就习近平政权的政治方向传达灾难性的信号。对习近平及其团队来说最重要的是“稳定”。习并不支持政治改革，但是他试图平衡政改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并为了准备推行不受欢迎的经济政策，要缓和反对声音。如果中共专制当局镇压《南方周末》罢工，会发出“政改”无门的信号，阻碍习平衡不同势力的技俩。
结束南周事件的协议似乎结合了惯常的（镇压的）威胁和些许让步，当中可能包括承诺不进行任何纪律处罚为条件，立即结束罢工。媒体报道称，《南周》及其员工得到胡春华的保证，未来审查员不会在出版前修改文章。责任将落在编辑工作人员身上，要负责进行自我审查，反正这就是今天最主要的审查方式。
而同时，《南方周末》职员拒绝接受记者的采访，尤其是外国和香港媒体，称自己被要求封口（在乌坎事件中，当时与广东省委书记及其代表达成协议后，我们也看过这一现象）。尽管有传闻中的保证，香港媒体报道《南方周末》记者害怕遭受报复，有些已经开始另觅工作。正如在乌坎事件中，中共采取更“敏感”的方式处理危机，并不意味着没有镇压，而是推迟镇压，然后选择性地打击“麻烦制造者”。
2011年乌坎群众抗争
正如斯里拉姆．乔利亚（Screeram Chaulia）《亚洲时报在线》指出：“2011年9月，当一个叫乌坎的村庄的贫苦农民起来保护他们自己，反对中共纵容的土地掠夺和腐败。当局象征性地革除犯错误的中共官员、政府恐吓和招安，使危机在地方层面上被扼杀于萌牙之中。中国国家发展出一套精密的危机应对机制，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思想领域中，运用胡萝卜和大棒控制动荡。”
在当前中国爆炸性的社会矛盾之下，不论国家的反应如何巧妙，群众抗争不可能永远地被“控制起来”。乌坎抗争运动被叫停，以换取村委会重新选举，并罢免与发展商共谋窃地的腐败中共领导。在那之前几个月的抗争显示出了村民极大的勇气、决心和组织能力，其中许多人可能认为，在独裁国家的条件下，这是在当时能够取得的最好的交易。
我们当时警告斗争还没有获得胜利，不能信任中共代表会履行任何交易。这并不是关于这个或那个官员的“个人诚信”，而是专制制度的特征- 特有的贪污，依赖以牺牲大多数人而富裕极少数人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我们的警告在乌坎得到了验证。村委会选举中的主要获胜者是亲中共候选人（在压力下，相对激进的抗争领袖被迫退出选举）。警察的监视和骚扰，特别是针对青年活动分子，明显增加。抗议原先的触发点- 强征土地的问题- 大部分未被解决，但新的村领袖呼吁，为了“吸引投资者”，村民“冷静”并结束抗议。
尽管这样，乌坎抗争在中国政局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可以说《南方周末》罢工也会如此。这些事件显示，中共政权是可以挑战的，并可以被迫让步的，并显示有组织的集体抗争能够带来成果，强迫专制当局进行让步。随着新的战斗临近，所有为真正改变而抗争的人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抗争。
在本文撰稿之时，广州的问题协商解决之后，党国当局逮捕和威胁那些支持记者反抗的人。至少有十名当时在《南方周末》办公室外抗议的示威者被逮捕，一些在微博上发帖表示支持的名人被安全警察传唤去“喝茶”——这是标准的恐吓方式。
法新社（AFP）在罢工后称“中国领导人对罕见的反审查抗议的掩盖方式，显示出对于迅速变革没有共识”。但是这只是以中共高层的视角看问题，以及现时中共政权内部的力量对比。基层民众的情绪是完全不同的。
上周胡春华和中共广东省委促成的交易本身并没有多少价值，但是记者的罢工还是造成了改变。这是目前为止少数公开的政治抗争之一，其引发的支持震动了政权。审查官员面临更大压力，害怕引发新的冲突。这一抗争证明，声援抗议能够在中国当今的形势下迅速蔓延。宣传部官僚这条“疯狗”被狠狠提了一脚，下次它想咬人的时候必要三思而行！
我们的立场中国劳工论坛主张结束出版审查，解散宣传部，作为反对专制政权的更广泛的斗争的一部分。我们支持一个公有的、但不由政府控制的自由媒体。我们反对媒体的私有制，这在各地导致印刷品和广播媒体集中到不民主的强大垄断集团手中。在香港、台湾和西方“民主国家”中所谓的“媒体自由”名不副实，媒体反而往往被少数媒体大亨垄断控制。社会主义者主张人人可用的大众媒体，让整个社会将之用作一种沟通、表达艺术和文化的方式，需要极大的开放性和容纳不同的思想。要实现这一点，只有通过一个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来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体组织，让其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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